(一)支出民主：以公共需要定位财政支出

　　政府的支出边界到底在哪里，这不是单纯用理论可以解决的问题。虽然古典学派认为政府的活动是一种消费现象，主张缩小财政规模。但新财政思想却认为市场机能在实际经济社会中根本难以发挥，更何况还存在分配不均的问题，若政府不介入几乎无法平息。两种观点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市场和政府的界限的模糊性。但事实是，由于政府执行宏观经济职能的需要，财政职权在一定程度上有扩张的趋势，从而引起财政支出的增加。

　　一般说来，财政支出是国家通过财政收入将集中起来的财政资金进行有计划的分配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是财政职能的具体化，服务于政府职能。基于公共物品理论的分析，既然市场无法有效提供，那么财政支出就是全部公共物品(包括全部纯公共物品和部分准公共品)。只有满足公共需要的事务，财政才应提供资金支持，否则偏离公共物品的政府财政分配行为本质上不能反映公民对公共物品的偏好而不能被视作财政民主行为。因此，财政支出民主首先应当表现为在财政支出决策的达成上，主要反映为人民对政府开支的权力制约和政府经济职能执行的协调和平衡。

　　(二)收入民主：以公共权力定位财政收入

　　政府为履行公共职责所承担的财政支出，需要积极谋取财政收入。财政收入，是政府为履行公共职能，满足公共服务要求的财政支出需要，通过国家依法筹措的所有货币资金的总和，一般包括：税收、费、国有资产收益、公债以及罚没等其他形式收入。国家获取财政收入凭借的是公权力，即由立法机关赋予公共部门代表公众行使的强制性的权力。这种强制性权力是在分散决策基础上集体选择的结果，用来解决分散决策难以解决的各种问题。现代民主制下公共部门的任何权力都应通过公共选择程序如投票，由立法机关审批、赋予，否则就是滥权，构成对私权利的侵犯。因此，议会制之所以能够从社会中吸取更多的财政收入，其原因就在于代议制给予了财产权利人参与决策的机会，使他们相信代议机构决定的合法性， 这也是国家获取财政收入的正当性基础。

　　由此可见，在一个国家的“钱袋子”问题上，财政民主实践了权利与权力之间的良性互动。财政的一系列环节中，从征税开始，到支出、绩效评估和监督，都应该在代表机构的决定与掌控之中，从而依法实现对政府活动的范围、方向和政策目标的监督与有效控制。

　　(三)财政分权与民主宪政

　　分权是西方宪政史上控制国家权力的主要手段，分权对权力的控制一直是政治学和宪法学研究的命题，并且权力分立也已经变成了一种关于立宪政府的普适标准。 而在财政的层面上，民主除了意味着财政的收支民主，同样对分权提出了要求。收支的民主化在某种意义上是横向层面上的分权，而纵向层面的分权则是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提出了要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涉及诸多要素，由于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实质上是国家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对立统一和动态平衡的关系，涉及经济利益的区域配置，因而财政关系就成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和敏感的领域。从实践上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历次调整主要是财政关系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