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所担心的是在国家安全领域之外对政府信息进行了过多的保密。

　　7.4 拥挤剧院中的“纵火”

　　有时候信息公开会带来生死攸关的后果。而重要的，并非信息是否公开的问题，而是信息如何公开的问题。霍姆斯法官对表达自由权利例外的著名判断，是建立在拥挤剧院中“纵火”引起的恐慌基础例证之上的。

　　对经济事务而言，这样特别例外情况是以特定形式表现出来的：对诸如货币政策之类事务的公开讨论可能会使得经济动荡。有趣的是，那些持此观念的人却多是对市场的坚定拥护者：尽管他们对市场有充分的信任，但是有证据表明他们相信市场会为不相干的“噪音”所影响。当然，如果认为所讨论的或公布的信息是相关信息，那么对经济基础有影响，则要求尽快公布信息以使得更有效率的配置资源。

　　就货币政策而言，对中央银行是否应秘密行动，有着广泛的争论。他们是否应将自己的工作进展公开，可以容许有什么样的延迟，对细节的公开应该到什么程度？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市场的簇拥者赞美市场“发现”价格的功能，但公债市场上发现价格的功能，很大程度上在于判别出中央银行银行家们在想什么、可能要做什么。除了这非正式的“舞蹈”之外，难道中央银行就不应该直接披露相应信息吗？如果市场确信这些信息具有价值——成千上万的人见证着注视着中央银行的行为——难道政府就不应该及时公开这些信息吗？显然，中央银行（以及它们的政府）在自己运作过程中，并不那么情愿信息公开。

　　没有理论或实证表明更加充分更为及时的信息公开和讨论会有什么不利的影响。实际上，由于信息早晚总要被公开，当下试图将信息密闭起来的程序，将使得定期公开的时候要公开大量的信息。而经济要更加稳定的运行，经常性的作一些微调而不是大规模的调整，因此稳定的信息流将使得经济有可能变得更加稳定。在信息持续公开的情况下，人们不需要再对某一个时段给予特别关注，也可以减少事后对资源配置的调整。

　　类似的，在英国决定增大中央银行的透明程度之后，也没有经济不稳定程度增大的迹象。

　　经济领域的保密不仅增加了总体不稳定性，而且在许多国家，也降低了公众对政府的信赖程度，成为导致腐败的重要因素。

　　对于充分信息公开和讨论会导致市场不稳定的论断，充其量只不过对信息公开的时机与方式有影响，并不能作为将公共讨论无限期拖延的藉口。回到前面那个“拥挤剧院中纵火”的隐喻：没有人会认为如果有人知道剧院着火，不应告知大家有序撤退的方式；同时我认为，在火灾结束之后，没有人会反对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以确证火灾的成因，是否有死亡或严重伤害，以探明在未来如何避免类似灾害的发生（如剧院结构以及设计方面）。同时没有人会认为，因为有可能引起剧院中行走观众的“不安”，就不设置灯光指示的出口标识，以指示有火灾时候如何撤离剧场——我们知道不论剧院的设计构造多么完美，还是存在火灾的可能。

　　对信息问题而言，有人害怕信息会给市场带来不安定。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难道不应对民主过程有足够的信心，相信市场能够识辨那些不和谐的声音，对基本判断加以评价，查明事实。

　　我并不相信在寻求民主公开和经济稳定增长之间，会存在实际的平衡。两者之间如果发生冲突，我坚定的认为应将民主过程的公开价值置于重要地位。

　　民主社会必须去寻找并找到在复杂技术性决策中的程序，以反映共同的价值与专业知识。但由于产业集团可能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份额，所以要防止决策仅仅反映了产业集团利益，因而决策要尽可能公开，并将其置于民主过程的框架之下。实际上，对独立管制机构而言，它拥有更多专业知识，更可能绝缘于政治过程的浮沉变迁之外，因而透明公开就显得更为必要。

　　7.5 公开的契约应公开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