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梁漱溟：“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1930），5：160.

　　[29]  汤一介、王守常在“浩气归太虚丹心照千古”一文中赞漱溟乃“一位闳识悲怀、诲人不倦的大师”。文载《百姓》半月刊，1988年7月16日。劳思光先生在悼念漱溟的文章中写道：“梁先生以并无凭藉的一介书生的地位，面对中国之苦难，而在青年时期即能作这种选择，发表他个人的宣言，要独立地担承中国文化出路问题。其矫矫不群，无人能够否认。而背后的动力，若说为某种对于真理的洞见，不如说为对时代的悲情”，亦正是此一意思。文载《时报周刊》1988年，转引自陆铿、梁钦东编：《中国的脊梁──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香港：百姓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

　　[30]  转引自胡应汉：《梁漱溟先生年谱初稿》附录。

　　[31]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7），页133.

　　转载自中评网，原载于《说法。立法。活法》。

　　从清末预备立宪到民国约法，特别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宪政、民主、科学和人权诸项，均已成为一般知识界人士和青年学生不言而喻的公理和宗教，被认为系中国所应掌握并可解决“中国问题”的神圣法宝。“行宪”遂如粱漱溟先生所说，“成了天经地义”。[1]而据荆知仁先生，中国有关宪政的思想，则早在道光朝即已启萌。[2]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股潜伏既久、应时而动、一发弗止的强劲时代思潮。梁漱溟之由“梦想立宪”到坚认“中国此刻尚不到有宪法成功的时候”，由认为宪政乃解决“中国问题”的救急仙方，到“知其为最后结果”，也恰值此时；辜鸿铭调侃“美国脑瓜”，讽刺鼓吹宪政的“发狂而愚蠢的共和佬”没有灵魂，毋宁更希望他们在家好好研究孔子，更是出语嶙峋，大声在先。经此一番夫子自道，转折推拿，二公之“守旧”、“落伍”甚或“反动”，遂不打自招了！

　　一

　　中国无现代西方意义上的宪法，辜鸿铭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人不需要这玩艺儿。原因有二：

　　其一，就同要求中国的君子在旅馆或饭店用餐后登记帐单之无必要──因为廉耻心使得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君子们不必记帐却常常如期付帐，在没有任何成文宪法的情况下，绝对地臣服于他们的君主  ──  同样的廉耻心也使得旅馆或饭店的业主们在没有任何帐单的情况下，公平合理地对待那些君子，使得中国的皇帝在没有任何宪法的情况下，尽可能公平合理地对待他的臣民。这是中国人的廉耻心，一种洞悉物象内在生命的宁静而如沐天恩的心境──富于想象的理性所使然。[3]

　　其二，中国政治赖以建立的基础不是“功利”，而是道德。正如在欧美那种称作单据和宪法的“纸条”必不可少一样，只有当一个民族的人们沦落到廷巴克图（Timbuctoo）股票经纪人和吧女那样的道德水准时，他们才不得不在其统治中依靠成文宪法。而在中国，君主与臣民间乃是一种天伦关系，激于一种天赐神授的天然神圣情感。换言之，中国人在“选择”他们的君王时，并不像美国人选择他们的总统那样，认为这个人将促进他们的利益，会为他们做“好事”。中国人“选择”皇帝，是由于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在他们的灵魂中，认为他是一个绝对比他们自身更为优秀更加高贵的人。这种对于一个人的高贵品质所产生的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的赞赏、称叹与折服、敬爱，就是卡莱尔所谓的“英雄崇拜”。“心之所慕”的“英雄崇拜”与孔子的“尊贤为大”合而为一，构成上述那种“天然神圣的情感”。正是这种情感，而不是什么成文宪法，将中国人对于过去、家庭、国家和故土的记忆联为一体，吾土吾民生息其中，在此情感基础上涵育滋长的君子之道  ──  一切真正文明的基石，遂成为中国人的一切人生与人心的欢乐与叹息之所自。一句话，中国人之所以没有成文宪法，是因为他们拥有“道德宪法”，而“当今”的中国与世界所需要的不是宪政，却是建基于此道德宪法之上的王政[4].王政者，有德君主之治也，亦即君子之道在政治领域的推衍。因此，中国的“进步官员”们忙乱不堪地到欧美去找寻能在中国采行的什么改革，实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街托钵效贫儿。由此至深惋叹，辜氏才会在“一个大汉学家”中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