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字第494号解释则强调劳动基准法对保障劳工权益的重要性，其解释理由书指出，「劳动基准法依据宪法维护人民生存权、工作权及改善劳工生活之意旨，以保障劳工权益，加强劳雇关系，促进社会与经济发展为目的，而规定关于工资、工作时间、休息、休假、退休、职业灾害补偿等劳工劳动条件之最低标准，并依同法第三条规定适用于同条第一项各款所列之行业；且于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修正之第三条条文中增列第三项，规定于八十七年底以前，除确有窒碍难行者外，适用于一切劳雇关系，确保所有劳工皆得受本法之保障，以贯彻法律保护劳工权益之意旨」，此外，「事业单位依其事业性质以及劳动态样，固得与劳工另订定劳动条件，但不得低于劳动基准法所定之最低标准」（该号解释文）。

　　大法官善用宪法第14、152-154条以检视现行劳动法制，如前所述，已属可圈可点；然而，如立法者根本未采取相关措施，劳动者在与资方经济实力失衡的情况下，如何落实其宪法上的「工作权」保障？其得否主张，立法者应积极有所作为？在立法者尚未以立法措施介入平衡劳资权益之前，普通法院法官得否直接根据宪法「工作权」规定，审查劳雇契约的相关条款？就此，李建良教授基本上援引了（下述）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商业代理人案」（BVerfGE 81， 242）的论据，一方面证立了立法者的保护义务，另一方面在立法者未及立法的情形，则赋予普通法院法官援用「间接第三人效力」的任务36.如是，直接观察德国宪法学上对此的说明，或许更能清楚掌握此一议题的脉络。

　　二、劳工之「工作权」在德国宪法学上的发展

　　J. Pietzcker认识到企业主与非独立工作者结构上的失衡（Asymetrie），并且指出解决此等情境的途径有二：或者使受雇者可以直接对雇主主张基本权（基本权的第三人效力），或者课予国家藉由形塑劳动法制、采取其它措施的方式来保护受雇者之职业自由的义务（国家的保护义务）；后者并且包含，藉由组织与程序的建构来落实受雇者的职业自由37.借着这样的说明，J. Pietzcker正确地指出德国宪法学形塑受社会国原则影响之「工作权」的途径38.此外，P. H？berle还强调「工作权」的给付面向（Teilhabeaspekte）以及，「工作权」的「团体权」（gruppenrechtlich）面向39.针对工作权的给付面向，其认定，透过劳动法制的规定强化解雇保障、赋予受雇者企业经营上的参与权等，均已部分实现「请求工作之权」（Recht auf Arbeit）；如是，则其与前述国家之保护义务的说法其实并无二致，并容易导致受雇者享有为此等请求之宪法层次权利40的误解（P. H？berle本身亦不承认有此等权利存在），因此，似无特别加以强调的必要。反之，「工作权」的「团体权」面向则向来是解决受雇者与企业主结构失衡的关键手段，其虽与基本权之组织与程序保障功能的作用不无重叠之处，仍宜特别加以凸显。

　　在高失业率的压力下，国家的保护义务首先表现在职位的保障上。联邦宪法法院指出，职位「选择自由一方面不包含提供依其选择的职位，另一方面也不包括维持其既已选择的职位。最后，对于因私人的处置导致的职位丧失，此一基本权也并不提供直接的保障。国家所承担的是由基本法第12条第1项导出的保护义务；就此，现行终止雇约的相关规定已经作了足够的考量」41；「统一合约规定，应进行清理之公共机构的受雇者之雇佣关系应予终止，因违反母性保护之终止契约的相关规定而抵触基本法，因此归于无效。公部门在安排职位时，对于重度残障者、年龄较长的工作者、单亲父母或其它类此情况者，应特加考量」42.考量到受雇者与非独立劳动者在经济实力上的结构性失衡，国家负有客观法规范上的义务，对在劳动法制上发展出保障劳工的最起码规定。联邦宪法法院就指出，当契约当事人一方具有强大的实力，因此事实上足以片面决定契约的规整内容时，契约法制本身已不足以确保双方利益的适当平衡；假使在此涉及基本权规定所保障的地位时，立法者应介入提供适当的平衡规制，藉此落实基本权的保障43.在采取此等保障措施将影响企业主的财产权时，立法者应审慎权衡既存状态保障（Bestandsschutz）与分配正义（Verteilungsgerechtigkeit）之间的紧张关系，求取其彼此间的适当平衡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