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道德注重应然即强调人的义务。积极自由既然把人在法律许可下的自主性视为一种应然，「应然」自然也包括人的义务。这样，在积极自由和理念中，人为社会尽义务是他享受权利的前提。此外，当权利仅仅用以刻划人的自主性为正当时，并不要求人一定有能力可以实现权利所规定的各项内容。而一旦权利（或自由）道德化，道德要求其内容为人之可欲；人们就会认为人的权利一定是人之可以做到，即如果有人没经济能力实现法律赋予他权利时，就认为权利的虚妄。进一步，把每个人向善的意志集中起来，就是公共意志。公共意志作为向善意志的普遍化，就是一种道德。这样一来，社会制度作为公共意志的表现当然也就等同于新的道德。在卢梭那里，社会公义既是公共的大我，又是全体人结合而成的公共人格和道德，它既是国家，又是公民。民主则被认为是一种实行了新道德理想的制度；而法律的行使，应该有助于人类的道德化。这就构成了张灏所说的高调民主，它有别于英美自由主义将民主视为一种保护个人权利制度的低调民主观。而一旦把社会制度作为道德价值的实现，必定包含着用理想原则来设计的含义，它极易转化为乌托邦。

　　因此，我们可以用自由平等这些理念中所包含的道德价值成份多少（即对向善意志强调程度的不同），将相应的观念和观念系统分类（表1）。随着权利这一观念中所蕴含的道德成份增加，出现权利的道德化，个人权利和消极自由也就变为积极自由和强调义务的权利。进一步将积极自由道德化，个人权利完全转化为平等，自由也变成号召人们参与解放事业的一种公共意志。与其相应的观念系统是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和共产主义。

　　三、十九世纪中国人对「权利」的认识

　　为甚幺中国人要用权利一词翻译rights？这同「权利」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义直接相关。我们知道，中文里「权」和「利」两个字连用，一般有两种意思。一是指权势和货财；另一谓权衡利害。先秦文献中很少使用「权利」，但《荀子。劝学》中已有这样的用法：「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其中「权利」就是指权势与货财。但「权利」也有权衡利害的意思，如《商君书。算地》：「夫民之情，朴则生劳而易力，穷则生知而权利。易力则轻死而乐用，权利则畏法而易苦。」到汉代，文献频频出现权利二字联用，其含义大多是权势与货财。值得注意的是，专题讨论国家权力、利益与儒家道德关系的著作《盐铁论》中「权利」一词的用法。该书有十一处使用「权利」（见表2），其意义均为权利和利益。汉以后，权利的主要用法是泛指权势和利益。这表明，或许除了权利一词外，另外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表达在某种条件下特许的权力和利益这一意义。我们认为，近代中文里之所以用权利译rights，是为了表达rights法律含义中对国家或个人权力和利益两方面的界定。

　　据刘广京考察，中文用权利一词翻译rights比日文书刊要早，它最先出现在1864年总理衙门斥资刊印的《万国公法》上。这证明，中国人对权利的认识也同西方一样，是从其法律层面开始的。《万国公法》由西方传教士丁韪良主译，是一部讨论西方国际法及其历史的著作。该书提到权利一词有几十处，其含义大多是法律的，指合法的正当权力和利益（见表3）。《万国公法》用代表权力和利益的权利来翻译rights法律意义，除了在字面上不直接包含「正当」这样的意思外，基本上表达了合法的正当权力和利益之意思。这一翻译应该说是符合rights的原意。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中国，正当性极为牢固地和儒家道德相联。特别是由于对甚幺是正当的权力和利益，中西文化是有不同理解的。在近代西方，法律为权力的正当性根据，而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把儒家道德伦理作为正当权力和利益的基础。例如在《盐铁论》这十一个例句中，「权利」除了一般意义上指涉权势与利益之外，大多与「王道」、「仁义」对用。也就是说，在讨论国家或个人权势和经济利益时，不能脱离儒家伦理。特别是汉代以后，权力和利益的正当性越来越明显地与儒家伦理而不是法律挂?埂＜丛谥泄?政治文化大传统中，儒家伦理是政治权力合法性基础，正当的经济利益也不应同儒常矛盾。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中国合法的正当权力的利益应该就是符合儒家伦常的权力和利益。据此，康有为将符合春秋大义的权力和利益称为权利，他曾这样论证：「《春秋》有临一家之言焉，有临一国之言焉，有临天下之言焉，自臣民身家之权利义务，与国家君相之权利义务，天下万国之权利义务，皆规定焉。权利义务者，《春秋》、庄生谓之道名分也。令人人皆守名分，则各得其所矣。」。这样，由于中西文化对正当性理解的基本差异，用权利这个词来翻译rights的法律层面含义，一开始就存在着道德化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