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这种双向的分割主权被联邦党人总结为：「在美国的复合共和制里，人民交出的权力首先分给两个不同的政府，然后把各政府分得的那部分权力再分给几个分立的部门。因此，人民的权力就有了双重的保障。两种政府将相互控制，同时政府各部门又自己控制自己。」23

　　（3）代表行使主权──代议制

　　以前的主权理论，尤其是人民主权理论的代表人物鲁索，极力反对代表制度，认为这只会使得主权者的意志无以表达，他们只是在选举时还有人民的样子，而在选举之后则只能是奴隶。而这样的直接民主制也使得鲁索意识到它的人民主权只能在疆域较小的国家中实现，使人民主权的适用受到严格的疆域限制。联邦党人的复合制，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被视为人民主权，但是他们的观点恰恰相反，是力图建立一个疆域广大的、代议制的共和国。他们区分了民主政体与共和政体，「一种纯粹的民主政体……是由少数公民亲自组织和管理政府的社会」，「民主政体和共和政体的两大区别是：第一，后者的政府委托给由其余公民选举出来的少数公民；第二，后者所能管辖的公民人数较多，国土范围也较大。」24他们认为代议制的政体一方面可以使得「由人民代表发出的呼声，要比人民自己为此集会，和亲自提出意见更能符合公共的利益」，可以使得公众的意见得到提炼和扩大。另一方面，共和政府更能有效地防止党争的恶果，公民人数多、疆域宽广，「把范围扩大，就可以包罗种类更多的党派和利益集团；全体中的多数有侵犯其它公民权利的共同动机可能性也就更少了」，更为重要的是，「党派的种类较多……能更好地防止一个党派在数量上超过其它党派而且压迫他们……优点……在于给不讲正义和图谋私利的多数人以更大的障碍，反对他们协调一致，完成其秘而不宣的愿望。」25他们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恶性的党争，甚至是「不讲正义和图谋私利」的多数人的暴政，可以在一个大的共和国当中，通过代议制度中受到约束。正如汉米尔顿所言：「对纸币、对取消债务、对平均分配财产或者对任何其它不适当的或邪恶的目的的渴望，比较容易传遍联邦的某个成员，而不容易传遍整个联邦；正如这样的弊病更可能传遍某一个县或地区，而不容易传遍全州一样。」26

　　可见，他们并未赞同一种赤裸裸的直接民主制度，他们对人民主权虽然赞同和奉行，但是还是对人民的多数统治抱有警惕，而这种警惕的防止并不只局限在「统治者（或者说主权者）为谁」这样的问题，而是更重要的给予主权以限制，代议制就是为此而构筑一道防线。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复合共和制的制度设计体现了主权的三个方面的分离（或分解）：

　　（1）主权者权力范围的分解：主权者的权力范围不再是没有边界，它的边界被界定于作为最高法律的宪法和人民的权利、自由之外，主权不能践踏宪法，更不能侵夺人民的自由、权利。

　　（2）主权者内部权力的分离：联邦体制使得主权在纵向分解为具有宪法地位的联邦、各州两极，而在美国的地方自治的经验中，更是将这种分解进一步进行到基层；三权分立的横向分解使得各种权威的代表性和本身特性相互区别，而关于权力的分立、任期、选举的代表性和相互之间的牵制机制的建立等等方面，更使得权威内被分解成为一个多元而又有系统的结构。

　　（3）主权者与行使者27的分离：区别于直接民主制，这种主权提倡代议制度，通过代表来进一步过滤和甚至引导主权者（在美国为人民）的意见，同时也成为防止多数暴政流行的有力防线。因此，也在实质上建立了主权者与行使者的相互牵制的机制。

　　通过这样的相互分离，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主权不欲成为一个铁板一块的单一、无上的、极力斥责分离的利维坦，而是相反，它使得主权经过重重的分解，形成了一种相互关联而又相互分离的权威套箱结构。这种套箱结构通过层层的分解，力图建立一种政治分化的权威诉诸结构，它的目的不仅仅只是在于维持人民这个主权者的统治，而且还在于使「处于极为不同的利益、群体、党派之中，整个社会之多数的联合就不大可能根据政治和公益之外的其它原则发生」。28由此，施特劳斯（Leo Strauss）和克罗波西（Joseph Cropsey）总结道：「帕布里乌斯（Publius）的共和方略完全依赖于实现正确的政治分化。」29而这正构成了这样的一种新的（区别于鲁索的）人民主权理论精髓，它建立政治分化、多权威的人民主权理论，从而区别了以往的「专制主义」的权威垄断式的主权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