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90年代以来，随著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和高速发展，中国政治的未来走向重新成为世人注目的焦点。一种流行的意见认为，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经济现代化的同时，必然伴随著政治现代化。所谓「政治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社会由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地调配，而国家则应该相应地撤离出这个社会领域，充当一个「守夜人」。根据这种看法，只有所谓的「政治现代化」才能保障经济的继续繁荣和健康发展，否则必然导致经济衰退和社会混乱，最终引发整个国家的动荡甚至崩溃──70年代以来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80年代末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90年代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也有不少人注意到，这一说法似乎并不能解释90年代中国的具体经验。「八九」之後，中国在政治上坚定地拒绝了民主化道路，但却不仅赢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取得了一个世纪以来几乎前所未有的政治稳定。如果承认这一现象并非昙花一现，而是有内在的合理根据，那么这一切究竟应该作何解释？90年代中国大陆政治稳定的原因是甚么？

　　《二十一世纪》2002年8月号刊登了大陆学者康晓光的一篇长文〈90年代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研究〉。康晓光认为，90年代中国之所以创造了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世界奇迹」，主要是因为「90年代的大陆政治表现出「行政吸纳政治」的基本特徵」。所谓「行政吸纳政治」是指由行政系统承担政治的功能，从而抑制并消解经济精英和社会大众的政治意识和参与冲动。具体地说，「行政吸纳政治」有三层含义：首先由权威政府或政治精英垄断一切政治决策，其次是最大程度地满足包括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在内的其他社会精英的经济利益或需求，最後通过「谘询」等方式安抚或平息非精英大众的不满和反抗。

　　康晓光坦率地承认，「行政吸纳政治」的观点是借鉴自香港社会学家金耀基的论文〈行政吸纳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笔者无缘拜读金耀基的原文，不过根据康晓光的转述，「行政吸纳政治」应该首先适用於英国殖民时期的香港。众所周知，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非政治」的社会：香港的政治主权和重大政治决策并非掌握在香港人手里，而是由高高在上的英国殖民政府控制。换句话说，英国才是香港真正的「主权者」，香港人既不能、也没有必要关心自己的政治。尽管极少数华人富商巨贾和权势人物有可能幸运地获得参政、议政的资格，但绝大多数华人则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沦为纯粹「经济的动物」。所谓「行政吸纳政治」不过是说，政治在香港已经变成了一种经济管理，一种地地道道的「家政」（economy）。

　　康晓光认为，「90年代的大陆与1975年之前的香港的政治结构」存在著相似性1.这种相似性表现在四个方面：1、一个不必对社会负责的政府；2、一个市场主导的经济，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精英集团；3、一批接受了权威政治现实的知识精英或专业精英；4、一个有助於造就政治麻木的大众阶层的相同文化传统。

　　毫无疑问，康晓光其实是暗示90年代的中国大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香港化」了。所谓「香港化」就是指一种「非政治化」，一种国家权力或政治权威的缺失或不在场状态。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康晓光重点谈到了90年代中国的「非政治化」特徵。自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的属性」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首先，中国的统治模式已经从集权政治转变为威权政治，尽管统治阶层仍然垄断政治权力和公共领域，但却放弃了对经济和私人领域的全面监控；其次，随著「意识形态的更新」，统治阶层已经从理想主义乌托邦式的「革命党」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利益集团或「理性的经济人」；最後，一个「没有政治的社会」已见雏形，「毛时代那种国家与社会浑然一体的状态不复存在。国家权力不断收缩，相应地社会从国家的全面控制中逐渐脱出」2，即是说，国家与市民社会已经开始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