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康晓光非常正确地指出，90年代的中国大陆已经呈现「行政吸纳政治」的特徵，并且认为这是中国保持政治稳定的主要原因。但是他一贯的谨慎使他没有贸然地断定，「行政吸纳政治」已经为中国社会奠定了新的政治权威和秩序。至少康晓光看到了「行政吸纳政治」的某些脆弱之处：首先，通过「行政吸纳政治」所造就的精英联盟其实非常脆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之间的裂痕、冲突和对抗一直都存在；其次，康晓光尤其强调，「行政吸纳政治」是一种「满足强者、剥夺弱者」的做法11，它的最大代价是抛弃了整个「非精英」的大众群体。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整个统治基础和命脉实际上就是这个非精英的大众群体──「工农联盟」。但是，自90年代之後这个联盟却被排斥在社会的边缘，不仅在政治上丧失了领导地位，而且在经济上大都沦为贫困阶层；最後，最为重要的是，「行政吸纳政治」的做法导致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和脱节。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危险卢梭已经说得非常明白，这里不再赘述。但是对中国来说，这个危险似乎有过之无不及。

　　康晓光的文章揭示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90年代的中国大陆已经呈现了「非政治化」的特徵，其根本表徵就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诸多社会领域如经济、文化、娱乐、体育等，已经逐渐摆脱了政治的控制，获得了自己的独立地盘（autonomy），政治不再是凌驾於社会之上的绝对权威，而是下降为一个与这些领域平行的领域。而且更危险的是，这些社会领域不断地把政治和国家权力挤压到一个狭小的空间，导致国家权力逐渐内敛和收缩。国家唯一的合法性只能是自己的「政绩」──经济的持续增长。

　　但是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经济的增长都有自己的极限。一旦出现经济增长放慢甚至停滞和倒退（经济危机），那么这根最後的救命稻草可能也保不住，後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与当前流行的意见刚好相反，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不仅不能塑造一种强有力的政治认同，相反只会加剧政治的离心力和「非政治化」。单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结果，只会导致惟利是图、毫无政治责任感的利益集团出现，导致地方权力与中央权力的分化，最後架空中央权力。一旦出现危机和紧急状态，国家必将无力应对。

　　中国不是香港，而是一个泱泱大国，这一点注定了中国不能施行「行政吸纳政治」！──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行政吸纳政治」或许可以适用於一个家族，一个公司，一个边陲小岛，但绝对不适用於一个国家，更何况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国地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差异巨大，民族关系复杂，地缘政治和国际政治环境险恶……所有这些都决定了中国必须拥有一种强有力的「公意」和政治认同。

　　「金钱有一天是会用完的，至於德行、坚韧、力量和贫困却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12.看到贫穷但坚韧的罗马打败了富裕而骄奢的迦太基，孟德斯鸠（Charles de Montesquieu）忍不住发出感慨！正如一个人终有生老病死，一个民族不可能永远健康和繁荣，总会遇到暂时的疾病与危机。在繁荣昌盛的时期，人民愿意与祖国同幸福；在陷入危机的时刻，祖国只能依靠人民共患难。美国之所以成功地渡过1929年的经济危机，不只是因为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君主」，更是因为人民在危机时刻体现了伟大的德性，愿意与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同呼吸、共患难。相反，大西洋彼岸的德国人民在这个危机的时刻却失去了耐心和坚韧，轻易地抛弃了魏玛共和国而选择了法西斯政权，最後给自己带来深重的灾难──德国人民丧失了高贵的政治德性，这难道不应该归咎於「铁血宰相」俾斯麦的「行政吸纳政治」？

　　一个民族在危机时刻表现出来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德性，只能在和平和繁荣时期慢慢培养。这种培养既不能指望空洞的道德说教，也不能依靠赤裸裸的「功利主义」，而是必须取决於人民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实践。对经历了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当今中国来说，这一点尤为必要。经济的持续增长绝对不可能自发地导致政治的稳定，相反却孕育著国家与社会分离以及政治离心化的极端危险。中华民族能否克服这个危险，她在未来可能的危机时刻能否体现出伟大的政治凝聚力和高贵的政治情怀，取决於她的人民能否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积累政治智慧、培养政治德性，能否最终塑造出强有力的公意和政治认同。这一问题，相信康晓光本人和笔者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