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本人或许也没有想过，「行政吸纳政治」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强化政治权威的同时，却使这一权威最後化为乌有。从表面上看，「利维坦」的政治符号集中了神、人、人造人、兽和机器的五重隐喻，它的权威至高无上，它的权力不可分割，它的命令就是法律10.但霍布斯同时指出，「利维坦」的权威与合法性同样来自人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和契约让渡。这样一来，「利维坦」与「自然权利」究竟哪一个才是「至高无上」（sovereign）就成了问题。每个人都有维护自己的生命、寻求安全和追求利益的「自然」权利，这种权利「利维坦」不仅不能予以剥夺，相反还必须提供保护。一旦个人的自然权利受到「利维坦」的侵害，那么个人反抗「利维坦」无论如何也都属於自己的权利。最极端的情况是，假如一个人被判了死刑，那么他的逃跑和反抗就不能算是「违法」，因为保全生命就是最基本的法──「自然法」。

　　由此看来，一旦承认主权者或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个人「自然权利」的让渡和授予，那么国家权力的「至高无上」就大打折扣。国家不再是「祖国」（motherland），而是所谓的「自然权利」或个人私利的代理人、保护者或执行者（executive），一个经理或管家。更为重要的是，霍布斯认为国家权力只能控制人的外在行动，不能控制人的内心思想。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独立於国家权力的信仰自由或思想自由，它们都属於与国家权力无关的私人领域。推而广之，一切自由，譬如言论、结社、游行示威……等等五花八门的自由，只要不违反国家的法律，那就应该属於人的「自然权利」，属於私人领域。在国家权力之外，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私人领域或所谓「市民社会」。强大的「利维坦」被各种「自然权利」撕开了一道裂缝，私人领域和市民社会乘虚而入，最终掏空「利维坦」的内脏，把至高无上的「主权者」变成了一个「守夜人」，把强大的「利维坦」机器变成一堆废铜烂铁！

　　颇具悲剧意味的是，霍布斯的拳拳爱国之心并没有得到自己祖国的理解。英国人民坚定地抛弃了霍布斯而选择了洛克（John Locke），看来真的不是偶然。霍布斯的「利维坦」只能飘洋过海来到欧洲大陆，并且在法国和德国生根，先後造就了两个强大的君主集权国家：法国的波旁王朝和德国的俾斯麦帝国。不过霍布斯永远不会看到它们的结局：强大的波旁王朝最後葬身於法国大革命的炮火，俾斯麦帝国在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死後沦为孱弱无力的魏玛共和国，最终让位於一个灾难性的法西斯政权。

　　「行政吸纳政治」必然导致「非政治化」和「政治中立化」的後果，因为它的前提是国家与社会的彻底分离。又是一个世纪以後，一个自称为「日内瓦公民」的法国人──著名政治学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敏锐地看出了国家与社会分离带来的危险：国家权力越是「强大」，越能保证公民更好地追求经济利益和「自然权利」，公民就越是沦为「经济的动物」，他们的离心力也就越大；市民社会越是扩大，国家权力的影响和控制力就越是微弱。在卢梭看来，市民社会只是一个纯粹的利益交换和欲望妥协的领域，不可能有甚么凝聚力，因为一种纯粹利益交换关系的信任基础异常脆弱。一旦国家权力对这个「市民社会」完全失控，那么在外敌入侵和内乱等极端状况发生时，整个民族必然陷入毁灭性的灾难和无序──卢梭完全洞察了大革命之前法国政治的全部危机，其深刻程度岂是以《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egime et la Revolution）闻名於世的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能相比！

　　卢梭认为，消除这种危险的唯一途径就是重新整合已经分离的国家与社会。社会绝对不应该是一个私利横行、欲望丛生的私人领域，而必须拥有一种强有力的权威──「公意」（general will）！真正的主权只能来自「公意」，只能是「人民主权」！霍布斯把人变成了只求私利的「经济的动物」，把政治的权威追溯到低贱的「自然权利」，这是绝大的错误。所以在卢梭看来，必须恢复人作为「政治的动物」的本来面目。一个人为甚么绝对服从自己的国家？因为她是「我」的祖国：「我」是祖国的「主权者」和主人，「我」服从的是我自己所立的「法」，所以服从祖国就是服从自己，这才是我的真正「自由」和「权利」。如果采纳霍布斯的说法，人对国家的服从就不过是一桩赤裸裸的交易！一个人之所以服从国家的法律，是因为她能给他带来利益和好处；但是说到底，这样的一个人对国家的服从多半出於被迫而非自愿：从本心来说，他永远梦想著躲进自己的私人领域或所谓的市民社会。所以霍布斯的「利维坦」在卢梭眼里最多只是一些欲望的结盟，一堆乌七八糟的「众意」，根本没有任何凝聚力。卢梭坚决地拒斥霍布斯的「行政吸纳政治」，当然不无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