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感兴趣的是，康晓光似乎严格遵守「价值中立」的原则，只是「客观」地描述「行政吸纳政治」的事实，并没有表达自己的价值立场。但凡「价值中立」者，总不外有两种可能：要么是缺乏相应的评判标准，不能进行价值判断；要么是因为某种不得已的苦衷，宁愿把自己隐藏在「事实」的背後，不愿意进行价值判断。在笔者看来，康晓光似乎更倾向於後者。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康晓光更多地强调「行政吸纳政治」对香港和大陆的共同适用性，强调二者政治结构的相似性，但却很少突出二者的一个根本差异：香港从来就是非政治的社会，但大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是政治社会，一个「人民主权」的现代国家。

　　由此可见，「行政吸纳政治」一语本身具有很大的歧义性。康晓光在文章中提到金耀基的说法：「行政吸纳政治」既可以指「政治的行政化」，也可以指「行政的政治化」3.但是，不管金耀基还是康晓光似乎都没有注意，这两个说法意思颇为不同。「政治的行政化」强调的是，政治的权威本身已经被「行政」架空，国家权力已经无力全面控制整个社会领域，所以被迫不断地收缩到一个狭小的政治领域，相反包括经济在内的社会领域却获得了广阔的独立空间；如果听任这一空间的无限蔓延和扩展，那么国家权力就有可能完全被架空。反过来说，这一危险必须由「行政的政治化」予以补救，已经被架空的政治权威反过来需要「行政」来承担。概而言之，「行政吸纳政治」似乎兼有相互对立的两重含义：它既意味著政治权威的瓦解，也是指政治权威的重建，既是导致危机的起因，也是克服危机的努力。

　　就全文来看，康晓光似乎更强调「行政吸纳政治」的第二层意思──「行政的政治化」。「行政的政治化」之关键其实不在「政治」，而在「经济」。重建政治权威的途径不是依靠政治（如社会动员或群众运动），而是依靠经济的发展。90年代决定性的事件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由此导致中国的「群体结构」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包括经济精英（资本家和经理）和知识精英（知识份子和专业技术人员）在内的新精英群体已经形成。统治阶层虽然在政治上拒绝民主化的道路，继续剥夺他们的民主权利，但在经济上却「满足了他们的利益要求，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建立了精英联盟。在这种情况下，对於社会精英来说，通过政治能够获得的东西已经都得到了，因此政治就成为不必要的东西了」4.统治阶层与其他社会精英的共契、国家与社会的纽带，不是共同的政治责任和认同感，而是经济利益的一致。还是康晓光说得明白，「资产阶级最喜爱的东西是「钱」，而不是「民主」。如果专制制度能够比民主制度带来更多的利润，那么他们将毫不犹豫地选择专制。」5

　　至此，康晓光的意图似乎才逐渐明晰。直截了当的说，康晓光认为90年代中国的政治稳定在根本上取决於经济的持续增长。只有经济增长才能为统治奠定合法性，只有经济增长才能满足新精英群体无限制的利益需求，把他们从「政治的动物」变成纯粹「经济的动物」。「行政吸纳政治」之所以能够重建政治权威，是因为它创造了某种「政绩的合法性」，而後者则在根本上取决於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经济的增长和所谓「政绩的合法性」是否就能保证政治权威的重建，是否就能塑造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认同（identity）？对於这一无法回避的严肃问题，康晓光再次显示了自己一贯的「价值中立」。

　　二

　　康晓光的回避和犹豫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行政」概念本身的「两歧性」（ambivalence）6.实际上，康晓光频繁使用的「行政」概念在英文中其实有两个不同的表述：administration和executive──前者是指日常和例行的行政管理，类似於韦伯（Max Weber）所说的科层制（bureaucracy），後者则是所谓的「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和司法）中的一种，尤其特指执行政治决策或决断的权力。所谓的「行政吸纳政治」首先是指，作为「行政」的科层制或管理吞噬了作为「政治」的「行政权力」或「决断权力」（executive power），结果导致政治权威的消解和「非政治化」。但是最具「悖论」的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恰恰是因为行政权力过於强大、「惟我独尊」，竟至於垄断全部政治领域，造成了整个社会领域的「非政治状态」，最终导致这个「非政治的社会」反过来排挤和架空行政权力，把它变成了纯粹的技术治理和「行政管理」。为了理解「行政」与「政治」的这种悖论性关系，我们必须反过来思考现代政治和现代国家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