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规则不能远行

　　可惜，能够办到的重点被忽略，而已经过于复杂的法律体系，却日复一日复杂得更上层楼。结果，我们就有了一个法不责众的环境。我很喜欢看张艺谋的电影《秋菊打官司》，不过我也不能不叹息，要是现实里种地做生意的农民为了经济事务，要几上省城才讨得一个“说法”，我们还有没有充足的理由指责他们的法外经济行为？

　　是“法律界定权利”不能普遍供应，才使法律制度的替代品占据着广袤的地域。农村里的血缘、家族、朋友、习俗、惯例、权力靠山、甚至武力，都具有“界定产权”、保障交易的功能。不同的是，这里通行的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特殊规则面前各各特殊”。“特殊规则”的含义是，一种行为究竟可以还是不可以（权利是也），永远没有普遍而一致的准则，要因人制宜、因事制宜来决定。

　　“特殊规则”的主要缺点，是不能成为大范围市场交易提供秩序。市场范围扩大了，费孝通先生当年定义的“陌生人”之间要发生经济来往，交易要变得集中和复杂，“特殊规则”就难以应付。好比一个十字路口，在交通流量小的情况下，“特殊规则”可能无伤大雅。等到人头汹涌之时，让年岁大的先走？让官大的先走？让体弱的先走？让妇女儿童先走？还是让着急的先走？各有各的道理，但统统都要乱套。此时要秩序和效率，非有一个简明而普遍性的规则不可。比如“先来先走”，或者“绿灯行，红灯停”，路就通了。

　　从法外世界吸取营养

　　不要认为普遍性规则是专家设计出来的。从来没有那回事。“红绿灯准则”通行天下，是错了又错、改了又改、试了又试的结果。从起源的意义上，我们不妨大胆推断，人间所有的法律全部起源于“法外”。大法学家说，“法先于立法”，应该也是这个意思吧？

　　从现实的角度看，既然农民在法外经济里可以赚到钱，多少总有一点道理。是的，有人大赚“黑钱”-通过损害买家而获利-那是要依法加以“收拾”的。问题是，在惊人庞大的法外经济活动里，有许多是完全可以合法经营的生意。别的我就不再重复举证，乡镇企业按照《公司法》向社会发股，投资人要找一个柜台互相交易手持的股票，为什么一定就是非法的？把有益无害的、或者略有瑕疵、不难规范上路的农民经济活动，轻而易举划为“非法”，不但徒增实施法治的难度，而且放弃了从法外活动吸取立法营养的机会。

　　问一条历史经验：包产到户、投机倒把之类，还不都曾经是法外世界里的严重罪名，要不是后来经历千难万险转为“法内”，农民收入可以那样大幅度地提高吗？是的，大胆、谨慎地清理一次农村法外世界，那里也许有神来之笔。

　　城市化是副产品-（之十三）

　　在分别讨论了事关农民收入的一系列事件-粮食交易、土地产权、资产契约、以及“地盘经济”-之后，我们来谈城市化。鉴于近来“规划城市化”的潮流大涨，读者要容本文唱一点反调。我不是要反对“城市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命题，而是不能同意，以为既然政府已经掌握了城市化的“客观规律”，就有能耐通过“规划”城市化来促进经济增长。

　　规划困境

　　是的，“城市”-人口和各种资源在空间上的积聚和集中-的形成，从来是非常“主观”的事情。以北京为例，“六朝故都”的故事，人人皆知。不过历史上没有把北京当做都城的朝代，未必就违反了什么“客观规律”。长安时代，盛唐名扬天下之时，君王与百姓似乎过得也不坏。论今朝，要是毛主席当年决计把首都定在“虎踞龙盘”的南京城，你以为那里就办不成奥运会吗？

　　问题是，城市是数之不尽的“主观”在竞争中“凑”到一起的结果。权杖一挥，“划乡为城”是可能的。但是其他因素来不来“凑”，最后可以“凑”到什么程度，向来由不得一家。粮食能不能集中，水怎么样，买卖是否汇聚，交易会不会红火，“人气”如何……，琐碎的事情无数。一个城市最后在哪里扎根，究竟能不能“坐大”，要在琐碎中定乾坤。官家下令“造城”，倘若民间不“买单”，造一座空城没有什么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