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发现全部物价都在上涨（虽然上涨的幅度和先后有所不同），人们才发现正如弗里德曼所说，天下只有一个地方真正出了问题，那就是政府的印钞公司印发了太多的钞票。在高通胀下，重点管制粮价，等于宣布农民必须购买其他价格发毛的产品、但只准按照低于市价的统购价“出售”粮食。读者想来不难明白，如此之下，农民的收入会怎么样。

　　储粮行为，不可小视

　　还有一个插曲，通货膨胀期间，粮价为什么上涨得更猛？回答这个问题的假说无数，但是对我来说，宋国青的解释最有说服力。宋国青发现，农民一旦形成高通货膨胀预期，会增加粮食存货来应付。是的，任何实物存货都可以用来对付通涨。但是，粮食毕竟比较容易保存，而全国有1亿多农户！每个农家多存两麻袋粮食不是什么大事，加到一起，数百亿斤粮食从“可售”转为“存储”，市场粮价还不疯涨？

　　懂得在高通胀条件下储粮惜售、避害图利的，当然还有国有粮食部门。比较起来，这是“机构大户”，可以合法大手收购粮食，并且拥有雄厚的收购资金、储存场地和设施。既然预期粮食价格还会上涨，理性的选择当然是多储“良币（粮食）”、多抛“劣币（钞票）”。政府要国有粮食公司开仓卖粮，平抑市价，难道不是与虎谋皮？

　　所以，政府越管制粮价，农民和机构越惜售。你想一想，连市价都不能刺激农民售粮，政府要以低于市价的管制价格来收，还不是动员大家能躲则躲！存粮惜售行为的普遍化，推动粮价暴涨。至于关闭粮市、驱逐私人粮商，那都是火上加油的劣招。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粮食增产的条件下粮价依然可以大涨。这样“反常”的事情，1985年有过一次，1993年是第二回。问题的关键不是土地承包制潜力已尽，不是农业生产规模太小，不是粮食消费需求缺乏弹性，更不是农产品带动物价全面上涨。要害只有一个，就是政府过度发钞，通胀预期“命令”农民和机构一起存粮待沽。但是，众多行家里手，没有几个真正弄懂了个中事理。比如，世界银行化了大价钱雇来的专家，好象到今天也没有看懂宋国青的报告。

　　价格管制等于动摇承包权

　　是的，政府宣布管制粮价但没有宣布取消土地承包制，比“再版集体化、国有化”高明了一万倍。土地承包制是中国产权改革的第一块基石。土地承包制废了，不但农户恐慌，城乡全部个体户、私人企业主和公有制企业的承包经理，都会恐慌。那就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局面将回头再来。

　　但是，我也要向读者指出，粮价管制连同管制扩大化，同样会产生削弱和动摇土地承包制的效果。这是因为，农民承包土地并不是为了诗情画意般的“对土地的依恋”，而是要解决民生问题。承包权界定了农民运用土地和劳力等“本钱”来挣收入的权利。但是，要是种什么、种多少、卖什么价、卖给谁，统统都要被管制，那么土地承包权中就只剩下“耕作（使用）”权，而收益权和合约权都遭到限制。关于这一要点，我们下回仔细分解。

　　交易权是产权的重点-（之三）

　　粮价管制与土地承包，看来风马牛不相及。政府迫于市场形势，对粮食实行价格管制，同时又宣布继续稳定土地的家庭承包制。这样两项政策，彼此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说，管制粮价同样产生动摇土地承包权之效？

　　产权一束，互相关联

　　感谢许多产权经济学家的工作，使我们可以知道，产权是关于经济资源多种用途的选择权。其中，最基本的权利是张五常讲过的三项：使用、收益和交易。我们也可以知道，一束产权当中的各项权利，可以分别行使。一处房屋，可以由房主自己居住或出租，同时又抵押贷款，获得一点本钱。一鱼两吃，对经济的意义非同小可。

　　渐进主义的改革实践，还使我们相信，产权束中的各项权利，是可以分步界定清楚的。是的，早期的土地承包，只涉及清楚的农户耕作权。其他关系土地的权利，包括种什么和种多少的决定权、农产品的市场交易权，以及承包土地的流转权利等等，都是后来“改革深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