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也许忽略了产权经济学的一条重要道理。那就是，产权束中的各项权利，互相关联，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还以房屋为例，同一所房子，允许居住、但不准出租和买卖，比之于可住可租可卖，“产权”有什么不同？在那些可卖的房屋当中，对于房屋使用设置了种种苛刻限制的，卖价是不是通常要低？思考这类问题，要注意产权无非就是选择的权利。取消或限制选择，与取消和限制产权同义。

　　价格管制限制产权

　　所以，认为价格管制只不过是政府管一管物价而已，是浅见。在任何情况下，价格管制都不能避免侵犯产权，特别是侵犯收益权和交易权。1997年卷土重来的粮食市场最高限价，为此提供了经验例证。为了达到控制粮价的目标，政府不得不把对市场价格的管制，扩大到对市场渠道的管制（宣布政府粮食部门垄断粮食市场），再扩大到对粮食生产成本的控制（宣布农用生产资料供应的政府垄断），进而又扩大到对粮食生产的管制（控制粮食种植面积）。

　　这说明，市价1元的稻谷限价8毛出售，绝不是小事一桩。要不是比较全面地限制农民一系列选择的权利，天皇老子也不可能让每斤稻谷“便宜”2毛钱。价格管制不断地自行扩大，完全合乎逻辑。

　　但是这样一来，种什么、种多少、在什么成本水平上种？卖什么、卖多少、什么价、卖给谁？这些选择权都要从农户承包土地的权利束里，划出来归政府的管制部门。这样的产权变动，对农民的收入发生什么影响？

　　粗略分析，主要是三项：（1）生产粮食的意愿下降，结果是相应生产的收入减少；（2）按照管制价格交售粮食的意愿下降，相应的货币收入减少；（3）生产和出售非管制农作物的意愿提高，但必须以完成管制品的生产和交售为前提，否则就要增加对付管制的耗费。

　　结果，在高通胀时期管制粮价，农民不但要交纳“通货膨胀税”，而且要交纳粮食差价税。是的，农民按照管制价格多生产、多交售粮食，可以得到更多的收入。但是，那样一来，农民用于生产和销售非管制产品的资源就将减少，农民反而更多吃亏。值得记住，在某些局限条件下，农民粮食收入的减少是避免更大吃亏的结果。

　　“残缺”新解

　　人们不免要问：天下有没有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产权？答案是，几乎没有。原因很简单，当一方完全自由地行使其产权，可能妨碍他方完全自由地行使产权。你买了房子，也买了音响，是可以在你的房子里放音响（行使产权也）。但是如果你妨碍了你的邻居在他房子里休息（也是行使产权），你的产权就不能不受到一些限制。Alchian有先见之明，他把产权定义为选择权的时候，加上了“由社会强制执行”的严格条件。是的，在鲁宾逊的荒岛上可以有绝对的产权。但是在那个地方，要产权何用？

　　社会对产权施加的种种限制，在性质上可以有分别。一类是普遍性的限制，就是任何情况下、任何人的产权都要受到的限制。半夜11点以后不能将音响开得太大吗？那就家家如此、天天如此。另外一类限制，是特殊的，仅仅针对某些人，或者仅仅针对某些特殊情况。不同的限制，通过对预期的不同影响，作用于产权当事人的行为。

　　产权经济学的文献里，有一个“产权残缺”的概念，说的是“完整的产权权利束里有一部分被删除”。需要补充，对一部分产权权利的删除和限制，如果是普遍性的，那就还可以预期；如果是特殊的，就难以预期。从经济行为受预期调节的角度来看，由种种特殊限制造成的残缺，显然对产权的损害更加严重。

　　不幸的是，粮价管制恰恰属于对农民土地承包权的特殊限制。虽然政府控制着钞票的发行，但是政府常常被各种经济形势支配，不能稳定货币的发行数量。同时，对政府超量发行货币（或者发行太少），什么时候引发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专家们吵得一塌糊涂，农民怎么可以预测清楚？总之，“此诚危急”的时刻，价管说来就来。对于农民而言，粮价管制这类“国家大事”，比天气还难以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