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眼”至关重要

　　看看我们的餐桌、食品购物单和大街小巷里的餐饮业吧，市场上冒出来的新食品何其多也！在北京城里满街招摇的“加州牛肉面大王”，我在洛衫矶读书6年可是闻所未闻。“康师傅”据说是一家台湾的“乡镇企业”，到了大陆市场，一年的方便面生意就做上百亿。四川刘氏兄弟在饲料市场上直追泰国正大集团的故事，不是改革开放怕永远不能听到。还有那把大城市团团围住的“白色革命”（塑料大棚），所谓的“反季节菜果”赚去了多少钱？

　　没有看到谁做过计算，所有这些“新食品”总共增加了多少对初级农产品的需求。我只能提供一个自信不容易被推翻的判断：倘若这些新食品一样也没有出现，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一定比现在还要不济。“新食品”对增加农产品需求的意义，不容质疑。

　　提供新食品，要靠企业家的“生意眼”。我每次看麦当劳的红火生意，都会增加一点对“企业家创造市场”命题的信心。试想那些从来没有尝过汉包的孩子们，怎么就是喜欢那种滋味、那种“吃法”以及那些个颜色和摆设呢？要说是需求刺激供给，本土的饮食习惯不知汉包为何物，谁能够凭空提出如此的“需求”来？

　　事情似乎是反过来的。不是由消费者下单，然后生产者照单生产，而是由“生意眼”先“猜”（或者叫“科学的市场调查和预测”）消费者将欢迎哪种产品和服务，然后不断地“试”，不断地改，直到形成投资、生产和供给。市场的本质，也许从来就是这样的。离开了“生意眼们”前仆后继的“猜”和“试”，哪里会有什么需求的创造和市场的扩展？我们要记住的重点，是粮食、农业和食品，没有一个可以成为例外。

　　抑商即抑农

　　政府在粮食的供销之间插上一杠子，“生意眼”只好敬而远之。1998年秋冬时节，我听北京“红磨房”的创办人讲他的面粉和面包生意。这位温州出生、在法国打工并进修了一些工商管理课程的人士，对大都市中高档食品市场情有独锺。不料，千难万难生意上了轨道，粮市政策忽然收紧，除了政府的顺价粮，“红磨房”不得自行到市场上收购麦子！

　　有了这个故事垫底，我对后来四川刘氏饲料公司不断向房地产、高科技“转型”之类的报道，就有了新的一层理解。放眼看去，涉足农业和食品的公司，分布的规则清晰可寻：行政干预越频繁、开关越没准的市场（比如粮食和棉花），象模象样的公司越少；有点看头的公司，比方大连、上海的远洋捕鱼、内蒙的奶制品和毛纺品，个个远离“顺价粮”那样的咄咄怪事。

　　是的，对经济行为的解释，有时可以象万有引力定理一样可靠。在一个时而开放时而关闭的市场上，谁会打长期算盘呢？既然如此，“生意眼”只好到别处下注。结果，越是“事关国计民生的战略产品”如粮食棉花，企业家生意眼的投入越发不足。

　　没有企业家的帮助，农民要在恩格尔系数下降的趋势中，靠食品品种和品质来博取收入增加，根本没有胜算的可能。由此，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大错特错。正确的经济观是：重农必重商，抑商必抑农。政府真的要重农吗？请尽快从粮食市场脱身，放手让生意眼在粮食市场、棉花市场和一切农产品市场上大展拳脚。

　　放弃农地的代价-（之六）

　　农地一旦转成工业用地或城镇用地，其市值上升数倍甚至百倍。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农地的产权主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分享农地转为他用引起的增值，是由农地产权制度-特别是农地权利的转让制度-决定的。

　　“地价增值归公”大错特错

　　差不多一百年来，有一个起源于美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乔治。亨利的理论流传甚广。这个理论说，土地从农业转为工业和城市用途而引起的市值上升，是社会因素使然，与土地的主人没有关系。因此，如果地主从地价增值中获利，是不公平的。

　　当年孙中山先生受乔治。亨利学说的影响很深。作为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不但以“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而且认定必须禁止或限制地权的自由买卖，否则“富者田连纤佰，穷者无立锥之地”将卷土重来。在中华民国的政策传统上，“土地涨价要归公”一直是一句响当当的口号（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