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管他们对自由作何种划分，对自由之含义作何种解释，“自由主义”这一核心是不变的。“所谓‘自由主义’，最根本的理念是主张个人具有自主性人格，因而是平等而自由的；为了使自由的个人在对等的条件下得以共存，必须保障个人的各种权利一方面不受国家性权力的压抑，另一方面不受其它社会性权力的压抑。” [7]自由主义者都渴望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在这里，民主与法治的表征就是人的自由，人脱离了来自于别人（个人或一群人）、国家或法律、社会性权力的束缚与压制。在自由的国度里，人们能够通过民主的议事机制和理性的法律程序机制，实现国家的良性运作，达到国家的和谐发展。

　　二、 自由中国化的悖反与难堪

　　五四运动，不仅请来了“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同时，也正如夏勇教授所言，“和女士”（Human rights）也是我们的座上佳宾，只不过由于诸多原因，被后人所淡忘。正是由于“三位洋人”的来临，自由这一理性的政治之物在中国生根、发芽、发展、壮大。孰不知，正是自由，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挑起了一股股血雨腥风！自由在中国真可谓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自由作为民主、法治的现代社会的高度政治化表征，在西方近代化的过程中，开创了一个个辉煌，树立了一座座的丰碑，不管是英国的光荣革命，还是法国的大革命，亦不论是美国的独立战争还是日本的明治维新，“自由”都是他们锋利的宝剑，不，不仅仅是革命的武器，更是进行革命的宪章、革命的精神领袖。而一旦到了我们中国，在领导层那里，成了争权夺势的工具，成了治国愚民的良策；在民众心中，却是发泄私愤的工具、满足私欲的武器，亦或是打击同伙的合法暴力。这不能不令我们反思灵魂，扣问良心。

　　先看看我们的最高学府，我们的社会精英，我们五四运动的倡导与发动者北京大学学生的表现吧。蒋梦麟先生在《西潮·新潮》中言道：“学生们在五四胜利之后，果然为成功之酒所陶醉了，学校里的学生竞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春假中的旅游费用，要求津贴学生活动的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准备揍人。”[8]

　　谈及学生，我想涉及一下当下的学校教育，自从发生了老师虐待辱骂和殴打学生的严重事件之后，政府下令严禁老师对学生进行任何形式的体罚等惩罚，否则要追究相应的责任。本身，这一规定是为了保障中小学生的合法权益，使他们更健康的成长。但随之而来的便是学生对这一权利的极度滥用，有些学生竞在课堂上对管理他们的老师进行辱骂，更有甚者殴打老师。如果老师有所动作，对学生要求严格，就会招来很多的麻烦，不仅会受到学生家长的报复，亦有可能受到教育行政机构的处罚。以致于相当多的中学老师，对上课学生违纪捣乱视而不见，课堂秩序混乱，老师的授课行为成为走过场、摆形式。（当然，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下，如今的中小学生大多都属于独生子女，父母宠爱有加，所以在家中养尊处优、飞扬跋扈，在学校亦是惟我独尊、傲视一切、目中无人，受不得半点委屈；家长对自己的孩子也缺乏家教，过分宠爱，有的家长甚至鼓励孩子欺侮人、耍滑头，还美其名曰让孩子早点学着接触社会、适应社会；一些中小学教师也是道德失范，缺少那种“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气度与风范，不负责任，敷衍塞责。究其主要原因，我认为在于家长与学生过分行使自己的权利，以致侵犯别人权利亦不知。因此，现在很难出现“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那种师徒情深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