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由三走向的分析

　　（一）自由后的专制或无能。

　　自由特别是政治自由的实现过程，意味着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而所谓的民主化显然又是与封建王朝的君主一人专制而言的，他要求的是人民的统治，渴望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议事与决策原则。但多数人的决策又是民主的吗？自由会理性的展开与运作吗？所以，“对于这种民主体制，一直存在着各种疑虑，其中最重要的是托克维尔提出的关于‘多数派专制’的问题，以及沃拉斯和黎普曼先后提出的在群体思考和舆论的非合理性这一层面所反映出来的‘多数人无能’的问题。”[14]

　　“多数派的专制”是由法国著名学者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提出的概念，这一问题的提出是基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背景。因为基于“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一旦缺少了法律与规则的规制，将会导致多数人的专制，这是人性本身的弱点所无法克服的，亦为法国大革命所证实。我们对“多数人专制”的问题体会应该更加深刻。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专政及推行的“大民主”，我们应该记忆犹新，它给我们所带来的创伤实在是太大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惧怕了全民从政。对此，我想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证自明的东西，在此就无面赘述。一切形式的民主制度，都是有一整套法律和规则约束的、在法律授权并约束下的“戴着脚镣的舞蹈”，并不是一般人想像的无法无天的“少数服从多数”，否则，那就不是民主而是“多数人的专制”。社会的一切底线的公平和正义只能交给法律，而不是所谓的 “民主”和“公决”。任何形式的民主，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并接受法律的监督；任何社会纠纷，最终的裁决者只能是法律，而不是貌似公平实则随时有可能沦为“多数人的专制”的游离于法律之外的“民主公决”。

　　“多数人无能”的问题强调的是群体思考和舆论的非合理性问题。的确如此，这也是自由与民主的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与难题。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文化多元与价值多元的社会发展阶段中，要想和谐稳定的进步，就必须注意到这些多元性利益的存在，尊重各自的价值与利益。然而目前最根本的问题是自由主义太多、多元化太过分而导致公共性丧失，国家权力缺乏制约，社群集体主义太过有力，从而导致个性压抑、公共性出现乏力的境况。我们平时所言“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也许是对“多数人无能”及“众愚政治”的一种洞察与反应吧。在一个社会之一定时代中，尽管是“时势造英雄”，但英雄毕竟是少数，如同每一个人都成了英雄，英雄这个词本身将失却原本意义。

　　“多数人无能”之问题的提出，并非是在反对民主或自由，而是对整个上层建筑运作的反思。在一个民主、科学、法治化的现代社会，“人民”应当是国家的主人，国家及集体之行为亦必须由其作出或经其同意，问题是在操作或程序上，必须有一种技术性设置，否则，坏结果的无人负责、集体承担、公益受损（实质上仍是人民自身利益受损）；好结果的争功夺利、损公肥私、多数受损（人民群众作为大多数，仍是遭受损失的主体）将是不可避免。

　　（二）改造自由，走向民主

　　1，观念的转变。

　　观念，正是它，使我们在愚昧与无知中徘徊，在激情与浪漫中狂欢，在冷漠与猜忌中挣扎。这是我们的头号敌人，不扭转观念的乾坤，我们仍将会在黑暗中痛苦的生存。观念是一种重要的力量，它既可以维持传统，又可以倡导革命，但一旦使它发挥威力，将会是决堤之水，出茏之兽，一发而不可收拾，没有一种力量会比观念更具颠覆性。“西方文化的一个优美格言说，人不是依靠食粮而是依靠上帝的信念而过活。但是信念不也是一种观念，而且是一种极端强势的、对人的行为产生强烈的、严格禁令的观念吗？”[15]伯林在他的《两种自由概念》中曾言道：“令人惊讶，在近代历史上，也许不曾有过这么多人的看法与生命，被狂热的社会与政治学说所改变，有时甚至被猛烈翻搅。”“如果训练有素，能对观念作反思性思考的人，忽视观念的话，观念有时会形成一股不受抵制的动力，对广大人群产生无可抗拒的影响力，这些力量会变得暴烈，不是批判理性所能左右。”[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