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而言，转变落后、扭曲之自由观念显然成了当务之急，也是本命题的题中应有之意。在新的自由观念中，宽容（在这里，宽容即指宽容、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于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耐心公正的容忍[17]）将会被重视，对抗将会更理性、言语将会更温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将会成为一种神话，求同存异、追求共赢将会成为国人的共识。妥协及共精神将会成为一种高贵品质（妥协在传统观念中，是一种懦弱、胆怯、无能的代名词，而在今天必将会成为一种高贵品质，因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是多元化的，在这里，既名手价值的多元，又包括文化的多元，当然还有利益多元和技术的多元；主体追求之本身都具有正当性。此种境况下，妥协将成为一种必须，也是一种高雅与睿智的艺术。美国宪法不就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吗，而且其魅力亦是无穷的。）这样，民主也许会更现实，我们的政治生活也许会更和谐。

　　2，程序的引入。

　　我们现有的程序，从严格意义上讲，是西方的舶来品，我们所拥有的只不过是办事的规则与章程罢了，且这种规则与章程一旦成为对实体追求的绊脚石，将会被义务反顾的弃之一旁，并无丝毫的愧疚与不安。而我们还正在引入的所谓西方的程序与其说是一套规则、方案，倒不如说是一种理念、一种精神。因为在程序主义者看来，程序本身具有无尚的价值，遵守程序则成了人们心中不言自明的铁则。“如果我们要实现有节度的自由、有组织的民主、有保障的人权、有制约的权威、有进取的保守这样一种社会状态的话，那么，程序可以作为其制度化的最重要的基石。”[18]的确，对于我们来说，无视程序的现象非常严重，当然，在这里还要作一个交待，那就是我们所忽视的是程序而非程序规则。因为我们从古至今都非常重视礼节仪式，剧场化的形式与效果一直是我们所坚持。也可以这样说，我们尊重的是规则本身，而对规则所具有的那些内在价值，则被忽略。程序精神的缺失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灾难，以致于我们不堪、不敢也不愿回首。不管是“大跃进”还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都足以使我们自身震惊、悸怕，太恐怖了。

　　“一个以太过无情的手段促进人性理想，有变成其相反物的危险：自由，变成以自由为名义的压迫；平等，变成以维护平等为名而久而不去的寡头体制；公道，变成要打破一切的不妥协，人类之爱则变成怨恨所有反对以残暴手段达成人类之爱的人。邪恶的手段只能破坏善良的目的，捺息现有的自由、文明习惯、理性的行为，以为毁灭它们就像凤凰涅槃一样，今天消灭明天会以更纯粹、更光辉的形式升起，这乃是可怕的陷阱与忘念。”[19]我们的哪一次灾难与危机不是因为思想堕入了这样的陷阱与妄念之中？胡适先生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此，我想给我们的历史一个假设，如果程序的观念早已融入国人的思维意识之中，如果自由（特别是我们的政治自由）自觉的接受程序的规制，灾难会不会发生？历史会不会重写？

　　3，制度的革新。

　　制度在一个社会发展之中，起着核心或根基的作用，邓小平同志曾言：“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东同志这样的伟大人物，也受到了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20]我们要改造自由走向民主，就不得不从制度入手。制度公正在一个国家比其它的公正显得根本、更重要、更迫切。

　　目前，我国的制度改革的根本性、全局性问题是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发挥了巨大的力量，可以说是共和国的缔造者，然时至今日，特别是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党政关系问题、党内关系问题不理顺，党的一些制度不调整，已经对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产生的负作用。我们常说：“要加强党的领导，就要改善党的领导。”郭道晖先生说：“作为执政党，从防止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的腐化变质、建立制约党权、特别是党的领导人的权力的党内监督机制的原则考虑，不能只有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而应当树立自下而上的反弹的原则和机制，即下级可以监督上级，党员可以监督组织，中央应当服从需要全党的意志；同时，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前提下，还要保护少数，以防止领导人操纵多数压制少数。”[21]这是一种大胆且很具创新和实践意义的思考，我们必须去正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