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如此，政客亦然。中国的老一辈外交家顾维钧先生曾经指出：“民国初年，甚至后来亦然，国会议员的大多数，不论其为参议院还是众议院议员，都把他们的地位和特权当作政治武器。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政治的或个人的利益而使用这些政治武器，他们并不理解赋予国会这些权利是一个有秩序的立宪政府的必要部分。国会议员们的这种以宪法特权作为政治武器的倾向，使得国会信誉扫地，并妨碍立宪机构的正常工作。”[9]政治自由仅仅成了他们获得自身利益的权利与武器，他们心中所想的也只有自己的利益，至于国家复兴、民族发展似乎只是别人的事情。颜惠庆先生的见解也许会更为直接：“在一系列问题上，双方所持观点相去甚远，谁也无法控制与改变异常困难的局面不仅南北两大领袖之间，即使同为北方的军事结盟的各方也在勾心斗角。只要共同的敌人一天不消灭，杂乱的联合或多或少还可以维持，一旦各自的目标已经实现，则必重陷于争权夺势之中，挟一己私利相互发难，都渴望让自己的友好旧部占据肥缺，类似的私人驱使将导致军阀之间的又一次战争，近来来这类历史丑剧一再上演，屡见不鲜。”[10]无怪乎怪杰辜鸿铭先生时言：“所谓民主，在中国只不过是群氓政治。而群氓政治无非就是饭碗政治，是饭碗的分配。中国的赤贫导致贵族阶级的失落，而在一个失去贵族阶层与贵族精神的社会，最高雅的艺术也逃不过金钱的考量，最艺术的政治也将沦为世俗的角逐。所谓权利竞争之民主，无非是政治分脏的合法化而已。”民主与自由如此，真乃国人之悲哀也。

　　社会之民主、个人之自由本为一国家与民族之最高价值，缘何一到我们国家就发生如此之现状，难道我们是一个更为优越的民族，这些价值都难以统领？显然，非也，病根在于流淌于血液之中的国民性格，一种极需改选的观念。

　　吴景超先生指出：“在中国的论坛上，似乎很少遇到这种态度。某甲假如提出一种主张来，似乎便与这种主张发生恋爱，要终生与他作伴，再也不肯分离有这种态度的人，对于赞成他主张的人，便欣然色喜，称之为友，称之为同志。假如有人批评他的主张，便勃然色怒，原来是朋友的，现在也要变成仇敌。对待仇敌当然可以不必客气，所以在反攻的时候，不但要说批评他的如何没有学问，还要批评他的如何没有人格。所以甲乙讨论一种问题，结果每是甲呼乙为走狗，乙呼甲为败类收场。” [11]

　　如果说吴景超先生是对自由（言论自由）在中国现状的一种揭示，那么萧公权先生的话语则是对自由之内涵剖析与现状讽刺：“时人攻击政府者辄喜以其压迫言论自由为口实，夫言论之不自由，固为目前不争之事实。然徒知提倡言论之自由而不努力培养自由之言论，则其论亦不免偏狭之病。何为言论之自由？发自独到之思考、根诸事理之观察、尊重他方之意见、而不受自己感情之支配，或他人主见之指使者是也。吾人试一检时人之议论，其能虚心持平以立说，合于上述标准者固不乏其例，而意气用事之谈，偏狭无容之见，亦触目易睹。异己者势欲打倒，同调者奉若神明，圆通宽大之风度，渺乎其不可寻。此种入主出奴，反自由精神之论，以较压迫议论自由者之器识与见的，实无殊于一丘之貉。观其欲以一人之私见，易天下之耳目，其用心与独裁者之统治思想何以异？”[12]

　　表达这些观念之人都已做古，时代也早已不同，然虽时过境迁，观念之东西几乎没有些许的变化，对自由与平等仍不能进行现代性的解读。李国文先生在其杂文《人生况味》中曾说：“中国人缺乏公平竞争观念，一个不掐死另一个，便食不甘味、寝不安席；而另一个宁肯抱着对手一块跳井，也不能让其成王。一旦得胜，便要消灭对手，要万世称王、称霸下去。”[13]我们渴望自由，追求民主，但我们却多激情而少理性，喜好勇斗狠而不能宽容妥协；我们在麻木的精神中沦为了反自由民主之看客，更甚我们已经习惯于专制，一旦给我们自由，我们却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