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政治学的经典文献中，社会精英（中产阶级）是民主运动不可替代的进步力量，西欧以及北美的发展史似乎能够验证这一点。但是，当我们以此来反省中国社会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个反传统的历史逻辑，诞生于威权体制内的社会精英不但没有成为中国民主化的推动力量，相反，随着他们经济财富的增长，这些精英却演变成为反民主的因素。一方面，在地方政治发展中，地方精英阻碍了公民社会的成长；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发挥国家在地方的政治代理人的作用，由于社会精英和地方政治精英的结构和利益的重迭，他们的聚合既阻隔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又抑制了民间力量的生长，加剧了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地方政治秩序的不断恶化，与精英发展的反向逻辑不无关系。地方社会精英的政治化、社会精英的反民主倾向，是当代中国政治在市场转型的大背景下面临的大问题。

　　一　社会抗争：经济发展抑或政治发展的外在性结果

　　社会抗争一般是指社会抵抗国家的集体行动，也可以称作集体维权行动，行动指向是国家。中国学术界对于像社会抗争这样的社会发展外在性（externality）现象，通常作一种简单化的说明，认为这种外在性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只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然存在社会分配不公，如果社会分配极端的不公，其结果是必然导致社会冲突。在这种观点看来，市场似乎是外在性的终极原因，言外之意就是，只要解决了市场问题，外在性问题也就不复存在。实际上，从政治学的角度观之，「市场-社会抗争」的逻辑推论仅仅是一个描述性的表达，它只阐述了一个一般事实，而没有解释这个事实存在的深层次原因。这一描述既没有甚么现实意义，也没有多少学术价值，因为计划经济也会导致社会抗争。市场引发社会抗争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如果对社会抗争作如此简单化的理解，可能会误导人类解决社会抗争的努力。当市场发展以威权模式为取向时，「外在性」不单单是市场本身所造成的结果，政治的力量更有可能是导致社会抗争这种激烈的「外在性」的主要因素。正如亨廷顿所言，「政府是产生问题的根源」（亨廷顿，1976年）。

　　二十世纪90年代，大量的事实表明，社会抗争呈明显增长的趋势。崔大伟（David Zweig）在对《民主与法制》进行了个案研究时发现，从1988年─1997年，《民主与法制》共报导了三十起冲突事件，在这些事件中，1993年─1997年共计二十六起，1991年二起，1990年和1989年各一起。作者还同时对这三十起事件进行归类，认为有五种原因导致了乡村社会抗争事件的发生：土地征用、乱收费、行政或经济问题、干部滥用权力和对干部或政策的错误攻击（David Zweig，2000年）。在崔大伟所作的归类中，我们不难发现，由于公共权力行使不当而引发的社会抗争事件占了绝对多数，因此，可以讲，政治因素可能是引发（至少是在乡村）社会抗争的根本原因。所以，与其用经济外在性（不妨称作「市场中轴」）来解释当代中国的社会抗争，不如用「经济发展中的政治外在性」（「政治中轴」）更有说服力。

　　其实，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各种冲突事件远远超越了市场的范畴。2000年，裴宜理（E. J. Perry）和赛尔登（Mark Selden）共同主编了一册论文集，书名为《中国社会：变化、冲突与抗争》，文集共收录了十一篇文章，每篇文章都论及中国社会冲突的某个方面，例如，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冲突、环境保护者的抗议活动、宗教问题等等，主编者避开了中国社会研究的传统路径（即「市场中轴」），扩大了观察中国的视野。尽管作者没有作方法论的说明，但是，论文的研究取向足以表明，「政治中轴」也许更加合乎逻辑地说明中国社会变迁乃至抗争的宏大原因。

　　本文之所以主张以「政治外在性」（政治中轴）来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的起因，并不是简单地遵循学术经典的理论原则，而是基于以下几个具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