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模式──国家主义。这种模式被学术界广泛地称作「东亚模式」，核心内容是国家（政府或政党）既制定经济发展的战略，又参与具体的经济事务，既是游戏者，又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在东亚地区，现代化的腾飞通常通过两种体制支撑：一种是政府体制，另一种是市场体制。在这两种体制中，前者是主导性的，后者从属于前者。前者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对后者的支配性地位，这主要取决于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引入市场因素，即在强大的政府能力的基础上构建市场框架。中国的发展同样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后发模式」，它一方面希望释放市场和社会的能量，但同时也意识到，政府必须垄断资源以便动员资源，然后才谈得市场的自主发展。在此威权模式下，国家（政府和政党）的影子随处可见。在〈政府即厂商〉一文中，魏昂德（Andrew Walder）认为，中国政府是经济市场的必要一员，因为地方政府已经从事经营，以厂商的角色参加市场活动（Walder，1995年）。因此，社会抗争与其说是市场的外在性结果，还不如说是政治的外在性结果。

　　其二，政治合法性基础──发展主义。1978年之前，革命后政权统治的基础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从而获得民众的政治认同。但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连续的政治运动将中国带入政治危机之中。1978年可以看作是革命的终结、后革命时代的开始。在后革命时代，政治领袖逐渐转变合法性获取的主题，1992之后，「发展是硬道理」轻易地替代了「政治挂帅」的合法性地位，发展主义既是政治统治的价值理性，同时也是政府治理的工具理性。经济发展几乎成为考虑政府绩效、有效性的唯一指标。当发展主义过度地追求经济增长时，国家必然扩张自身干预社会的能力和范围，这样，国家既有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促进力量，但同时也有可能成为制造社会抗争的源泉。当国家积极介入社会发展过程时，其附属性结果就是政府和国家力量也随之增长。

　　其三，市场分权的代价──地方主义。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整体上讲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分权过程，是围绕着如何在市场条件下将资源分配制度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其实面临着一个两难问题：一是市场经济的需要，中央必须放权，另一个是在放权之后，中央如何进一步控制地方势力的崛起。1994年，中央推行分税制，在财税方面基本上解决了中央财政的弱小问题，但是，国家能力不仅仅是一个财政能力问题，当我们发现中央财政在逐年增长的同时，地方主义的势力却愈来愈僭越中央的控制力，典型的例子就是地方无视中央的规定，非法吸取资源。当市场化和分权加强地方机构的自主权时，由改革引发的地方授权必然削弱中央对资源的垄断地位（Richard Baum and Alexei Schevchenko，1999年）。用Vivienne Shue的话来说，中央「变瘦」，地方「变胖」（Vivienne Shue，1988年）。地方社会抗争的不断加剧，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权机构自我膨胀的结果。自我膨胀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主义的地方化，二是地方机构的自利倾向。地方主义以及地方社会抗争的关联性──如果我们从经济的外在性角度可能很难给予解释──显然是一个政治外在性现象。

　　当我们撇开经济外在性的分析框架时，实际上可以尝试其它的研究路径。精英政治学或许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有效的知识工具之一。在市场转型的大背景下，社会精英的结构性地位对于地方社会的政治发展来说至关重要，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抗争的上升趋势可以从社会精英的成长模式当中找到答案。

　　二　精英政治化：精英崛起的模式

　　笼统地讲，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发展大致以1949年和1978年分为两个断裂带。1949年之前，知识精英、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1的发展呈现平行增长的趋势，尽管始于晚清的民族─国家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化精英的影响力，但是，总体而言，精英的力量并未受到根本的打击。1949年之后，由于革命将阶级理论注入中国的政治生活，社会精英因而被涂抹上政治的色彩，其地位和命运也就取决于政治的解释。在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中，后两者首先服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安排，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期，政权基本上完成了对他们的革命。知识精英的命运因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暂时获得了政治空间，但是，作为旧政权下的知识精英──绅士，仍然没有逃避被革命的命运，到1952年，绅士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存在了（梅斯纳，1986年）。知识精英的整体衰落在革命与建设的矛盾逻辑下是不可避免的，教育的政治化经常侵犯知识分子的最低限度的学术自由（T.P.伯恩斯坦，1982年），「红」与「专」相比，后者无疑要服从前者的需要。根源于「大跃进」的政治再革命（即「不断革命」）从根本上将社会精英连根拔除，因此，在政治精英看来，革命的反对阶级要么被消灭要么被改造为革命的拥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