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陲地区工业化的程度很低，产业结构单一，农业是其主要产业，因此，农业资源就成了精英与大众社会交换的主要变量。由于这类地区经济欠发达，社会分化的程度相对要低，各阶层对资源的依赖路径单一，这样，各阶层就被稀缺的资源捏合在一起。正因为各阶层都依赖于有限的单一资源，再加上社会精英制约政治精英支配资源的能力缺乏，所以，乡村政治精英与非精英争夺社会资源的关系很容易形成。在这类地区，土地是非精英与精英发生关系的最核心要素。相关的调查研究表明，乡村农民承包户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交易权，他们只是被动意义上的土地交易者，参加交易获益的少量分配，不具有定价权和谈判地位。相反，国家代理机构却是土地交易中的最大受益者，他们以土地公有的名义，提高土地交易中截留「集体」比例，用土地发包权来保障自己支配收益的地位。2003年，山东省齐河县将2，800亩即将收成的麦田强行作为商业用地，地方政府和官员从中牟取巨额利润，而农民获得的经济补偿却相当有限12.地方政治精英在社会资源交易过程中获利的多少并不一定构成地方社会抗争最重要的诱发因素，关键问题是，精英的资源获得基本是在乡村大众失去的情况下实现的，因此，这是一种零和的博弈模式，也是一种冲突的模式。

　　在资源稀缺的边陲地区，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角色功能重迭的程度非常高，由于资源稀缺，市场社会能够提供的资源有限，因此，社会精英更愿意把政治看作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他们大多选择政治化作为获取利益的途径，所以，在这类地区，社会精英的成长更加困难。

　　四　 结束语

　　政治秩序对于任何政治制度而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不论这种秩序是全国性的还是地方性的，中国在市场转型的自我变革时代，保持良好的地方政治秩序对一个超大国家来说更显得迫切和至关重要。地方政治秩序的维持和建立有多种制度方式，比如地方行政权限的扩张等，但是，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市场与民主──又从根本上要求削弱国家权力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国家应当逐步从社会回收权力，保留一个自主和独立的公共空间。

　　当国家试图从社会撤回权力的时候，有甚么力量能够替代公共权力的权威性，从而继续维持良好的地方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本文认为，对地方政治秩序重建而言，社会精英的健康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资源，一方面，这个群体能够动员和整合民间力量，保证政治共同体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制约公共权力的非法使用，缓解政治与社会个体之间的冲突，不仅如此，独立的地方社会精英群体的存在，还能够成为遏制地方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一句话，国家在推动市场转型的时期，应当考虑如何保护地方社会精英的成长，从战略的高度，将社会精英不仅视作经济发展的主要依靠力量，而且应当将他们视作政治发展的重要依靠力量，还原他们的民主功能。正如帕特南的经验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社会资本对于一个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主进程是必不可少的，作为社会资本重要内容的社会精英的成长其意义自不待言。

　　主要参考书目

　　1 亨廷顿：《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

　　2 加塔诺·莫斯卡：《统治阶级》（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

　　3 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

　　4 玛丽亚·乔纳蒂：《转型──透视匈牙利政党─国家体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

　　5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6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

　　7 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