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精英的崛起在90年代得到了合法的发展空间，精英几乎是在一夜之间陡然出现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首先从意识形态上解决了精英成长的文化环境，紧接着，1994年市场经济获得了合法地位，它为精英的成长提供了制度环境。尽管官方档和学术话语较少使用「精英」一词，但是，拥有大量经济财富、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和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群体和亚群体的存在，使我们无法否认精英社会到来这个事实。由市场转型带来的社会资源的急剧运动，与革命后进行的社会革命一样，其运动的范围是全面的、资源分割的强度是前所未有的，所不同的是，前者的资源运动方向由社会流向国家，而后者则相反。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

　　在社会结构方面，随着财富的迅速分化、聚集，社会分层现象演变得十分剧烈，社会结构愈来愈趋向于两极化。因此，社会学的主流观点认为，社会结构的两极化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平等和社会秩序的失控，在他们看来，壮大中产阶级的数量、拉平两极结构是解决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在我看来，社会结构对于社会发展固然重要，但是，社会结构的两极化还不足以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尤其是社会抗争问题。事实上，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出现的各种失范现象，并非完全由于极化结构引起的，而是由于结构中已有的社会角色尤其是精英的角色丧失其社会和政治功能所致，两极化并不能直接推导出社会抗争加剧这个结果。

　　我们不妨以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有的学者以收入为基础，同时参照权力、声望因素，以1997年为分析对象将中国的社会阶层分为五个层级。第一个阶层是上等阶层，由政府高级官员、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事业单位负责人、国有大型企业或大型股份公司经理、大中型私有企业主构成，总人数在700万左右，约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1%，这些人构成了中国金字塔型阶层结构的顶端。第二个阶层是中上阶层，主要由高级知识分子（约30万）、中高级干部（约30万）、中小型企业经理（约700万）、中小型私有企业主（约90万）构成；另外，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约80万）、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约2，000万）也是这个阶层的组成部分，他们占全国从业人数的4.2%左右。第三阶层是中等阶层，他们分别是：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律师、大中学教师、一般文艺工作者、一般新闻工作者、一般机关干部（约1，100万）、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约3，000万）、个体工商业者中的上层，他们的收入、权力、声望或者三者的综合，处于高层、中上层之下，而又在其它阶层之上，他们的社会地位处于中等2.在上述分层研究统计中，即使撇开其中的政治精英不论，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绝对量仍然是一个可观的数字。理论上讲，现有精英有能力成为政治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平衡力量，但是，事实上，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由于其独特的成长模式而丧失了西方意义上的角色功能。

　　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成长模式我们可以把它称作精英政治化，这种成长模式也是精英功能丧失的主要原因。一般而言，精英政治化有两个取向：精英接近和政治吸纳。精英接近和政治吸纳是所有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目标，熊比特等精英民主理论家认为，没有精英参与的政治谈不上民主政治，民主的本质就是精英政治，因此，精英主动接近政治体系是民主化的前提；另一方面，政治发展的保守人士认为，传统国家政治现代化的一项重要目标是能够建立起吸纳精英特别是地方精英的制度（亨廷顿，1968年）。但是，精英政治化在当代中国发生了畸变，它建立的是一种相互依赖而不是相互制约的权力关系，精英博弈的目标是如何将公共权力私有化。

　　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成长模式离不开中国社会独特的制度环境，在经济领域，国家一直努力试图在计划体制上成功嫁接市场机制，但是，由于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问题，市场体制的建立总是摆脱不了传统制度的制约和影响，从而形成了两种制度共生的转型形态。转型形态的制度既有市场的特征又有计划的特征，同时它又不是原生的计划和市场。这种制度形态决定了精英在财富获得的方式上与众不同，它是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市场行为，也是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计划分配。在精英成长的现实生活中，他们大多选择利用再分配权力获得财富，因此，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成长模式是一种「政治依附性积累」，经济行为与政治权力的依附联机仍然十分紧密（玛丽亚。乔纳蒂，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