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精英有两类背景：一类是来自于权力机关，在市场化过程中，这部分人退出了政治舞台转而投身经济领域；另一类来自社会底层，大多无政治背景，但是有限的经济收入可以转换为接近政治权力的资本。从身份上看，他们似乎与政治不存在多少关联，但是，从财富的获取方式上看，政治是他们的首选依附对象。

　　1994年，罗讷塔斯在《美国社会学学刊》上发表一篇重要文章，试图解释匈牙利原共产党干部在私有化过程中保持优势的现象。罗讷塔斯认为，从党─国体制中退出的干部，他们主要通过两次再分配权力的转移实现财富积累：第一次是将权力转化为社会网络资源，第二次是社会网络资源转变为私有财产3.罗讷塔斯的结论是在匈牙利党-国体制崩解的前提下得出的，中国的情况不同于匈牙利，但是，这种解释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中国的情况，例如80、90年代部分国家机关干部下海经商，他们将过去的政治资源通过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源，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机构改革过程中部分政府职能部门企业化，权力资本被私有化或社会化。 在权力仍然支配着社会资源获取的情况下，平民试图在经济上的崛起是相当困难的，但随着经济准入条件的放宽，少数人能够有机会创造一部分财富，成为地方的经济「能人」。90年代后期，由于权力在市场经济中的不断膨胀，这些「能人」找到了一条致富的快速通道，即建立资本与权力的互惠关系。对他们而言，权力可以进一步扩大资本的增长，而对地方官员来说，通过权力的出让，资本是最好的回报4.

　　资本和权力的互惠关系的建立除了通过非法的「寻租」方式之外，还有两种重要的方式值得关注：一种是所谓「穿红衣」、「戴红帽」，国家正式制度将政治荣誉甚至职位以合法的方式授予那些在经济上有所作为的人，将他们纳入到政治体系中来。在河北清河县，私企老板连续三年累计纳税超过一百万元，就可以得到一个副科级干部职务，该县目前至少有近十位私营企业主到清河县法院、劳动局等部门担任领导职务；而吉林省江源县1993年就出台政策，凡年利税或扭亏五十万元的私营企业主，可直接录用为副科级公务员，近十年来，先后有二十五个农民身份的企业主被提拔为副镇长。据《瞭望新闻周刊》报导，这两地一批破格选拔的私企老板当上公务员后，多数没有放弃原来的企业经营权或仍在企业兼职，即同时拥有「官」和「商」两顶帽子5.当社会精英实现权力与资本的置换之后，客观上形成了两者的互惠关系。另一种是裙带主义的关系网络，经济精英在诸如准入证、税收、项目获得等方面依靠地方政府中的私人关系，而官员们则依靠这些精英在谋利等方面保持有利地位（Richard Baum and Alexei Schevchenko，1999年）。

　　很明显，社会精英融入政治的过程实际上是建立起对政治的依附关系，丧失了自我生存的社会空间。因此，当代中国地方精英的政治化过程极有可能成为地方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合谋剥夺民主生长的一种合法方式（即国家制度倡导的吸纳），精英的成长是与西方的演绎逻辑相反的6，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力量弱小并且日益边缘化。这样，既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制约了政治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政治发展的方向，导致政治与社会冲突的加剧。

　　三　 精英政治化与社会抗争的关联性

　　在社会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和文化形式能够保持结构基本完整、国家共同体又不是从意识形态上根本排斥其存在的情况下，地方社会精英的文化认同或许能够在国家与共同体成员之间形成利益保护屏障，但是，一旦这些社会共同体失去文化上的凝聚力，地方社会精英就会寻求更加现实的利益基础，依附于一个更加强大的共同体。在当代中国的乡村社会，由于文化的治理早已让位于政治和经济的统治，文化精英在乡村社会的重要性显得愈来愈微不足道7，「保护型经纪人」已经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文化与制度土壤，更多的地方社会精英趋向于「赢利型」甚至是「掠夺型」的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