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出，我国刑事程序中的警、检关系模式，是建立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基础之上的具有鲜明特色的一种模式。在警、检机关对行使追诉权均有较大独立性方面，它与英美模式相似，但在警、检机关互相配合与制约方面，又不同于英美模式；在检察机关对警察机关有监督、制约作用方面它与大陆法系模式的精神有相通之处，但在警察机关对检察机关发挥制约作用以及警察机关拥有广泛且独立的侦查权方面，它又与大陆法系模式有着明显的区别。

　　我国警、检关系模式是对我国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我国革命斗争的产物。实践表明，这种模式对于充分发挥侦查机关的主动性及实现追究犯罪的高效率均有重要的保障作用。不过，从完善刑事诉讼立法和改进司法的角度看，我国的这种警、检关系尚有很多有待完善之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调整警、检关系的规范不完备，有时可能影响国家对犯罪追诉权的有效行使。譬如，虽然法律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立案和撤销案件拥有监督权，但如果公安机关接到检察机关关于应当立案或应当继续追究的通知后拒不接受建议或者表面上勉强接受建议却消极侦查，对此应如何处理，法律并未规定配套措施。在实践中，公安机关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立案权，并且立案后发现具有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时可以撤销案件，如果其不予追究的处分错误，检察机关缺乏有效的纠正手段。这就很可能造成很多本应及时追究的案件得不到及时追究，甚至根本得不到追究。因为虽然对公安机关不立案或不予追究的错误处分可以由被害人等起诉予以纠正，但由于被害人在收集证据和起诉能力方面的局限性，许多案件实际上只能不了了之。

　　2.检察机关实施监督的置后性和被动性往往导致难以有效预防和及时纠正侦查违法，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有关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大量工作都是书面审查侦查机关报送的材料，而侦查活动违法的情况很难想像能够反映在案卷中。即使犯罪嫌疑人等向检察机关反映警察在侦查中有刑讯、诱供等违法行为，如果无明显证据证明，实际上多数也难以查实；有些虽然能够查实并对违法犯罪行为人给予了适当制裁，但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已成事实，由此造成的损失和恶劣影响已难以挽回。依照法律，检察机关可以参与公安机关的复验、复查，但其前提条件是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复验、复查的案件，而且一般仅限于大案、要案。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的侦查活动，检察机关都不参与。在侦查程序中，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滞后性，参与程度的有限性及活动的被动性，使其预防和纠正侦查违法的作用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公安机关享有广泛的职权，在程序上缺少有效的制约机制，除逮捕犯罪嫌疑人必须经过检察机关批准外，其他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强制性处分，如勘验、检查、搜查、扣押、鉴定、取保侯审、监视居住乃至拘留等，均可以自行决定，自行执行。权力如果缺乏真正有效的制约，往往导致滥用。特别是刑事侦查权的行使频繁涉及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就使得这一问题的解决尤为重要和紧迫，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对其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在3日以内报请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在特殊情况下，提请批准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1至4日。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到30日。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除有碍侦查或无法通知的情况外，公安机关应当在24小时以内将拘留的理由和羁押场所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其所在单位。即使如此，仍有一些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在长达7日或30日的时间里关押着被拘留人而不通知其他机关和人员，侦查违法许多都发生在这一过程中，很有必要予以制约。

　　3.检察机关与多数案件的侦查活动相脱离，难以从起诉的角度对侦查活动进行指导，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其所作判断的正确性。侦查的任务之一是为公诉作准备，为了保证侦查质量，为正确公诉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警察在侦查中接受作为起诉官的检察官的指导或建议是十分必要的。在我国，由于检察官一般不参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其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此外，侦查权力对于检察机关的独立性使侦查活动成为一种相对封闭的活动，由于审查起诉活动的滞后性，检察机关只是通过审查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的卷宗、证据材料和讯问犯罪嫌疑人，往往难以详细把握案件的全部情况，特别是侦查中的活动情况，这势必会影响检察机关判断的准确性，影响公诉质量，甚至最终造成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