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暂缓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暂时不予起诉，要求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一定义务，如果犯罪嫌疑人在规定期限内履行了规定的义务，检察机关就不再对其起诉，诉讼程序随之终止；如果犯罪嫌疑人在规定期限内不履行规定的义务，检察机关就要对其进行起诉，请求法院追究其刑事责任1.暂缓起诉在日本、德国、英国、美国及我国台湾都有明文规定，但我国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仅只明确了检察机关有起诉权和不起诉权，对暂缓起诉未予涉及。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形势、新情况的不断出现，随着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国外司法的不断研究、引进、移植，暂缓起诉作为一种在国外司法界正方兴未矣的他山之石，在我国法律实践中逐渐被引入并试行。目前，已有北京、南京等地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犯罪中试用了暂缓起诉，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由于目前对这一现象还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和论证，各地的认识也十分模糊，各行其是，做法极不统一。有鉴于此，本文对暂缓起诉在检察实务运用中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以抛砖引玉。

　　一、 暂缓起诉在现实中产生和存在的原因

　　1. 国外优秀司法方式的借鉴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随着WTO的加入，我国各方面的对外交流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在学习他人的先进经验的同时，也深刻地看到了自身的不足。在改革、完善我国公诉体制的呼声中，暂缓起诉首先在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开始了悄悄的尝试。

　　暂缓起诉源于日本和德国，其产生的直接动因，来自于刑事犯罪增多导致的对诉讼经济的要求。明治18年，司法大臣训示明确提出了对轻微犯罪须取不立案或警告释放的方针，在这种背景下，到了明治后期，即使并不是非常轻微的犯罪，根据情节也可以不起诉的方针已经确立，同时还产生了灵活运用缓诉的主张。在德国，二战后犯罪现象明显呈上升趋势，而且，环境犯罪、经济犯罪、跨国犯罪等新的犯罪形式的出现，使调查取证出现很大困难。犯罪形势的严峻与司法不足的矛盾日趋突出。为缓解司法不足的压力，德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接受了起诉便宜原则即机会原则，这意味着并非一切犯罪都必须提起公诉，而是根据具体案情权衡有无追诉的必要，即可以对轻罪实行暂缓起诉2.分析日德二国暂缓起诉制度得以实行的原因，与我国目前的司法形势有许多相似之处。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犯罪的发生率也在不断上升，特别是流动人口的快速增长，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直接导致了我国的治安形势日益严峻，从检察起诉部门反应的情况来看，诉讼案件每年以加速度的方式增加着，而在我国，仅关押一个犯人，每年就需花费万元以上的费用3.况且，我们目前采取的又是以羁押为常态，以取保为例外的审前羁押模式，这就势必造成我国诉讼成本的居高不下，产生了与经济发展争夺有限资源的现象。由此，诉讼效率的提高和诉讼成本的降低成为我国司法实务界不断探索和不断研讨的课题，与此相应的，暂缓起诉作为一种适应形势的检务实践方式，其产生、存在并逐步发展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2. 国内司法体制的逐步完善，对犯罪人改造的人性化要求的滋长。

　　我国刑罚的目的是以教育为主，以惩罚为辅。以前我们的犯罪处刑方式，是以犯罪人为对立面，一旦进入诉讼程序，即贴上了犯罪的标签，人生档案便记载了一个不可抹灭的印记，虽然，由于犯罪人的个人独特犯罪境遇，使检察承办人员对其被诉也深表同情，如几年前笔者曾经办理过的一个案子，犯罪嫌疑人是一个外来民工，由于是第一次外出打工，从家乡出来比较晚，到长三角这一带时，各地工厂已招工完毕，于是，他就只能一次次碰壁，这样过了十几天，当希望一次次成为泡影时，所带的盘缠也已用尽，走投无路之下，他选择了偷窃，在被窃者家里，他吃掉了碗橱中剩余的所有饭菜。由于他的行为留下的许多痕迹甚至笑柄，因此很快便事发并被捕，在笔者的讯问中，他无奈地说，如果不是走投无路，他是不会去偷的，毕竟他在家里也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人。而且他还说，还是在看守所里好，因为能吃饱饭，在里面这些天，他都胖了。说实话，在他不善言辞的述说中，笔者体会到了一种心酸。又如另一起未成年少女所犯的诈骗案，该少女生长在一个相当贫困的家庭，母亲早几年便已过世，只有父亲与其相依为命，老实巴交的父亲除了供她吃饱以外，已别无所能。随着少女的长大，社会对其的诱惑也随之长大，于是，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她巧言伶色地从一位水果摊主那儿骗得了一辆助动车。作为承办人，虽然笔者认为他们的犯罪行为并不严重，主观恶性也并不大，并且还可能有着这样那样的从轻情节，但遗憾的是，笔者对他们却只能以起诉结案，除此却无能为力，因为我国刑诉法对犯罪仅规定了起诉和不起诉两种方式，非此即彼，而现实中，对于不起诉，上级机关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和比例控制，因而在一般的检察实务中很少运用，这样就使得一些未成年人犯罪、主观恶性不大的轻微犯罪者，失去了重返社会的机会，使现实实践与我们刑罚的目的之间产生了脱节。对于罪行轻微但又不适于不起诉的初犯、偶犯及未成年人犯罪，由于其反社会人格尚未最后成型，较易实现人格的矫正，但是如果交付审判甚至于实际执行刑罚，那么，随着社会对其行为或人格的否定评价过程，其反社会人格容易得到强化，从而自暴自弃，甚而至于如果未予以保释，还容易被“交叉感染”，加强其反社会人格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