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罕的例外是张树义和杨海坤两位学者。张树义称：“在很多国家，法的一般原则、判例、甚至包括行政活动的惯例也是行政法的渊源。这些不成文的形式在行政法的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行政活动的复杂性，以及行政法相对较短的历史，不能完全排斥法的一般原则、判例、惯例的作用，它的存在更有利于实现行政活动的秩序状态。这一点，在我国行政法的渊源中，尤其值得考虑和重视。”见张树义主编《行政法学新论》第17页，时事出版社1991年出版。杨海坤称：“在研究行政法成文形式渊源的时候，我们还不应该完全忽视其不成文形式渊源的研究。”见杨海坤《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第11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作者所称的不成文形式渊源指：与行政法有关的解释，行政实例、行政案例的记载，行政习惯。参见该书第114～118页。

　　[何海波2]在英美法律教科书中，法律渊源通常被分为正式渊源（formal sources）和非正式渊源（informal sources），主要渊源（primary sources）和次要渊源（secondary sources），或者强制性渊源（binding /mandatory authority）和说服性渊源（non-binding /persuasive authority）。

　　[何海波3]所以，这种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正式渊源”比“非正式渊源”在法律议论中更为常用，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更有说服力。恐怕还是“主要渊源”和“次要渊源”的说法更切近法律运作的现实图景。其要点不在于限定法律渊源的种类，而是在承认法律渊源的多样性的前提下，讨论各种法律渊源如何被整合为具体的法律规范，从而构筑和谐的法律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