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善治视野下的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阐释中可知，塑造“有限政府”的核心是以宪政制度来规约政府权力的作用范围和具体的运作程序，以保证政府与市场、公民和社会的合理、良性互动，从而使得政府权力的运作获得合法性，强调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社会的自我治理，尊重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政府不该管、管不了的不再干预，对政府应该管的进一步加强。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相应的阶层和利益日益分化、社会组织日益多元化发展的过程中，要求政府就要重新定位自身的角色和作用——要还权于民、还权于企业、还权于市场、还权于社会。

　　[1] 何增科：治理善治与中国政治发展[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2，（3）17-19.

　　[2] 张维迎：产权、政府与信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3.

　　[3] 刘华安：公民社会的兴起及其对政治文明建设的影响[J]，桂海论丛，2003，（6）17.

　　[4] 国家统计局：2000年中国统计摘要[R]，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105.

　　[5]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30.

　　[6] 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引论[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5）37-41.

　　华侨大学·张义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