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政府为推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在对这些银行的历史不良贷款进行彻底剥离和处置的同时，一直致力于减少新增不良贷款、降低不良贷款率。来自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继续保持了余额和比例的“双下降”。一季度末，全部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8274.5亿元(人民币，下同)，比年初减少35.6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2.4%，比年初下降0.5个百分点。

　　在此背景之下，银监会究竟如何评估四大国有银行新增不良贷款的成因和治理不良贷款的效果?银监会未来的监管重拳又将力落何处?《中国经济周刊》对银监会统计部主任刘成相先生的专访，当是对此问题的权威回答。

　　不良贷款跳跃性下降

　　据刘成相介绍，2002年以来，由于总体贷款规模不断增长、贷款五级分类标准趋于严格和监管力度不断加强，中国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存量总体上有明显的下降趋势。尤其在2004年初，由于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两行获财政注资后剥离、核销了大量不良贷款，使不良贷款有大幅的跳跃性下降。

　　但刘认为，三年来不良贷款的下降不仅仅有注资、剥离等政策性因素，商业银行切实改善了运营机制和经营管理是不良贷款下降的内在原因，而银监会成立以来对不良贷款加强监管和促进商业银行加强内部控制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刘成相说，在剥离、核销原有不良贷款的基础上，部分商业银行已开始对新、旧不良贷款分别监测，以防范新的不良贷款增加。从统计结果看，2000年以来新发放贷款的不良率一般低于2个百分点，这说明2000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水平已有了显著提高，政府行政干预银行信贷业务现象大大减少。

　　不良贷款新增仍有“土壤”

　　在经过股份制改造后，银行将实行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现代银行制度，受到的行政干预将会越来越少。因此，行政干预不再是银行产生不良贷款的主要因素，但是，刘成相提醒，还会有其他因素影响商业银行的贷款质量。

　　首先是社会信用和法律环境方面。国有商业银行近几年对不良贷款的集中剥离和处置使部分企业产生了“赖账受益”的错觉，所以，国有商业银行将不得不继续面对企业和地方政府逃废银行债务、地方保护等风险并承担由此带来的不良贷款。另一方面，司法部门执法出于各种目的对债权人保护不力，与金融运行密切相关的法律建设相对滞后，比如，1986年版的企业破产法是改革初期确定的，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这也是导致不良贷款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次在宏观经济方面，政府主导的投资体制常由于地方政府的好大喜功造成行业过热、产业结构失调、生产能力过剩，给银行带来系统性风险。这种风险对行业贷款比较集中的银行表现得尤为突出。

　　然后是在金融市场方面。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国民储蓄向投资转化过度依赖金融中介，资本市场融资困难也加剧了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恶化，使企业经营风险主要集中在银行。另外中国长期实行金融压制政策。目前对存款利率的压制，使平均资金成本偏低，造成全社会的投资冲动，加速了大企业集团低成本的盲目扩张，资金使用效率下降，增加了银行贷款集中度风险。

　　最后，国有商业银行经过股份制改造后，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内部控制机制、减少内部委托代理环节等，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控制不好，都会影响商业银行的贷款质量。

　　基于上述原因，刘成相认为，尽管经过股份制改造，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水平已达到国际良好银行标准，银监会仍然有必要继续关注不良贷款，把加强银行信用风险监管当作今后一段时期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且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后，内因在不良贷款形成中的作用相对增大，通过有效的监管可促进国有商业银行加强信贷风险管理、控制不良贷款的增加。同时，通过对银行不良贷款总体趋势的密切关注，银监会可以促进相关法律的完善和信用体系的建设，改善形成银行不良贷款的外部环境。

　　将建信用风险全面监管新模式

　　今年，中行、建行的股份制改革继续深入，工行的改革也已经启动，随着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逐步到位，银监会也适时地调整了监管思路。

　　刘成相透露，今年银监会的主要目标是进一步细化不良贷款的监管，增加贷款质量方面的有效信息量，减少监管者与监管对象间的信息不对称，把握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走势，特别是新发生的不良贷款情况及新发放贷款的不良率水平，增强风险监测前瞻性及预期的合理性，提高风险监测的客观性及全面性。

　　刘说，随着监管工作从单纯的合规性监管向合规性和风险性并重监管转变，今后银监会将更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