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浪潮过后，“招工难”再一次显现，对“招工难”问题如何研判，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社会经济政策的未来走势；如何应对用工问题也将影响我国就业市场能否健康地与时俱进；同时还关乎我们能否有效地抑制通胀的发生。本文试图对“招工难”的成因尽可能深入地解析，并谈谈应对建议。     “招工难”究竟难在哪里？这是个一直有争议的话题。一种说法指用工的结构性短缺，表现为一些需要的技术工人招不到，普工则不缺。用通俗的话讲，就是劳动力市场上，有活没人干、有人没事干并存；另一种说法是，用工普遍短缺，不仅技术工人缺，普通工人也难找，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供求比例上是普遍的应聘总人数少于岗位空缺数。笔者认为，我国近年来几次比较明显的 “招工难”，实际应是廉价年轻劳动力的紧缺。     那么，年轻劳动力为什么少了？人去哪儿了？为什么离去？唤得回来吗？该采取什么应对措施？ 农业生产对农民工的回吸很有限     本次 “招工难”再现时，人们最易想到的是中央对 “三农”问题重视带来的影响。许多人认为，我国逐步取消了农业税、特产税、牧业税，实行种粮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增加了务农收入，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回吸了部分农民回乡务农，给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造成了减量。但之后的情况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支农、惠农政策确实使我国农民人均收入大幅增加，然而反映到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数量变化上，却不存在多大的影响。     之所以这么认定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情况：一是当前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大部分还是以妇女和中老年人为主的状况基本没变；二是种粮仍然还没走出 “比较效益低”的怪圈，种上一年粮，不如打一月工的现状依旧；三是我国耕地面积统计仍呈逐年减少的趋势，2005年至2008年耕地面积减少589万亩，加之存在的农村土地隐性抛荒，这些都显示不出农业从业人员增加的迹象。另外，从理论上讲，因惠农政策和推广高效农业而致务农收入大幅增加，与劳作用人量上原本也无多大关联，只是产出的价值增加了。再从我们走访的西部近年劳务输出重地的劳动力市场统计结果看，一直都是外出务工量呈逐年递升态势，危机影响期间也不例外。所以，探源 “招工难”，大致可以排除当前农业用人量增加而致的成因。 高校扩招加剧了市场用工的年龄结构性矛盾     高校扩招与年轻普通劳动力紧缺的关系很容易被疏忽，其实，自2000年以来，我国高校招生以年均超过50万人的速度递增，至2009年，年招生总数达650万人，按每年全国新成长劳动力1500万人左右计，仅此一项就划出了2009年新成长劳动力的43.3%。之所以把大学生算在 “招工难”的成因中，是因为高校生中的绝大多数，毕业后基本不愿进入月薪均价1200元的普通岗位就业。如此高比例的“高招”权重，无怪乎企业越来越感到廉价的青年劳动力难招。  打工者栖息地的破坏是普工紧缺的重要原因     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农民工量的减少，还与农村青年打工男女的婚姻状况相关联。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青年男女的外出打工，农村乃至城市的婚姻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外出打工不仅是为挣钱、见识社会，还有找个好对象的目的。青年男女通过打工结合了，各自一般会从单身时的蚁居状态转而谋求独立的小房过日子，其间除了极少数家庭有财力能在城市购房的会在城市居住下来，慢慢演变为城市居民，绝大多数则只能靠租住过日子。而近些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旧城改造如火如荼地进行，这使得依靠租住廉价简易房的打工家庭，逐渐失去在城市及其周边的低成本居住环境。     城市地上、地下、周边的农民工居住环境都被快速紧缩、消失，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成本急剧增加，加上飞涨的房价，购房无望，于是萌生归意，其流动意向反而转向了相对不发达的三线城市或原籍地。  输出地自身的发展和输入性发展吸引了相当数量的劳动力     与沿海和其他一二线城市出现对农民工的刚性排斥相对应的是，农民工输出地对 “候鸟”的吸引力却在逐步加强。具体来说大致为两个方面：一是随着西部自身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用工量逐年上升，水平也逐年上涨，回吸消化了部分农民工。尽管从总体上看，西部的用工市场均价比沿海省区尚有300元左右的差距，但扣除农民工的流动成本后，剩下的些微差额已难以调动农民工外出的积极性；二是国家对西部的财政转移支持性开发，吸纳了部分劳动力。国家对西部基础建设投资的增加，尤其是农田水利、铁路、公路建设，这些都是用工量较大的项目。甘肃境内在建铁路和公路的体力劳动临时用工的日薪已是80元左右，以此收入，按每月20天打工计，月收入也可达1600元左右，相较沿海1000元多点的月薪，赴沿海打工自无吸引力。而且就近打工还便于照顾家里。     就年轻的男女劳动力而讲，西部自身也呈紧缺趋势，当地有企业称政府把年轻劳动力都转移出去了，害得他们难以找到青年工人。西部一些原来的劳务输出重地，现在已不再大规模地组织农民工外出打工。     产业间的用工分流影响了“招工难”的形成     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是，由于制造加工企业工资的普遍不高，加上长、劳动强度大等原因，一些青年男女放弃从事第二产业，转而热衷于在第三产业谋生。例如，近年房地产价格畸高、利润丰厚，带动了房产中介销售机构的繁荣，遍布街头的房产销售点吸引了众多想就业的青年男女，这是有目共睹的。种粮不如卖粮，产药不如卖药，一盒出厂价十几元的药到医院要卖200多元，其流通的中间环节不知蜂拥了多少年轻淘金者，有谁还会热衷于到企业劳动呢     分析青年男女的就业去向分布，并不涉及对该种现象合理与否的价值评判。但其中隐含的奥妙应引起政府部门和经济学界的注意。虽然我们一直重视发展第三产业，可第三产业的兴盛最终是要以第一、第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根基的，这个根基一旦动摇，三产服务业的萧条也就为期不远，那时，人员又会流向第一、二产业。产业间人流的过分动荡，是社会经济发展失衡时的典型现象，重要的是当这些不良势头呈现时，我们如何大致平衡产业间、生产与流通领域的价格关系，对此应有些预防和调控措施。 《法》加固了劳动者与后发展地区企业的结合 一般意义上讲，后发展地区企业大多实力或规模会比较小，尤其是新创办的企业，这些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往往人气欠佳。求职者因担心工薪和工作期限的保障问题，可能排斥到这些企业工作。但是 《》关于聘用期限和工资方面的强化保护，使得求职者并不十分在乎这些企业的实力和信誉，反正企业不论经营好坏，打工者的工资少不了。笔者认为，这或多或少为打工者回流向本土企业谋职起了一定的作用。   常遇“招工难”是市场化用工应有的真面目     仔细分析已多次出现的 “招工难”，笔者认为还得从我国劳动制度几十年改革的历史进程和选择看。从用工的角度讲，已被我们摈弃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统包统配制度，企业用工自备自用，并采取终身制。这种用人体制的特点是，企业内技术人员配备齐全，啥工种都有，偶遇生产忙不过来时则向同业拆借一下技术人员。但此种用工方法的毛病是人员闲置多，利用率不高，加上工人在进企业时缺乏竞争性选拔，容纳了较多的不适岗人员，使企业人员包袱沉重，不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最终被我们摈弃。     改革开放后的用工制度是，用人找市场，企业根据生产规模、类别面向市场进行选择性招聘，这是劳动力市场化的一个方面。相较于计划经济时的统包用人，用工市场化的好处是，企业不再有冗员包袱，也不必管工人的终身，企业根据生产需要到市场招聘合适的人员，招进后视情况可续聘，也可解聘，于是用工成本被极大地简约化。但该制度也存在缺陷，当需要的技术人员市场存量不足或结构错位时，就会影响企业的组织生产或正常营运。     这也是国际上早就存在的关于终身制用工和市场化用工的优劣比较说法。     曾几何时，企业对员工的培训，大有从企业剥离出来的趋势，企业不再进行自身的技术培养和储备。政府当初为促进劳务输出和城镇就业弱势群体就业而开展的免费职业技能培训，继而变异成了政府对整个劳动力供给的技术准备责任。这是一个有待整肃的问题。很多企业找不到需要的技术工人时就哇哇叫，但对农民工的岗前培训费用也要从之后的薪金中扣除，既如此，招不到用工时，又何必怨天尤人呢？     应该说，市场化用工的缺陷，在我国迟迟没有展现，是因为经济的欠发达和积淀充足的廉价劳动力长时间的供给，掩盖了制度性的缺陷，直到近几年才给我们以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