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法院依职权采用司法认知，其对象一般限于应当予以认知的那些事项。而属于法院可以予以认知以及当事人认为应当属于认知范围的事项，一般以当事人的主动申请为条件。在立法上应当明确法官采用司法认知的程序规则，除了法官可依职权对某事项直接进行司法认知外，还应允许当事人就与待证事实有关的事项申请采用司法认知，同时赋予相对一方当事人享有抗辩权。

　　根据我国现实国情与证据法的法理，对于免证事实应当设置相应的操作程序。对于众知的事实，自然规律及定理，当事人的自认，可由法官依职权加以认定；对于推定事实，已为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由当事人申请法官予以认知，当事人在申请时，应当提供必要的证据或信息材料。另外，在一定条件下，对于有关特殊定理以及当事人的自认，亦可采取由当事人申请认知的方式。

　　四、当事人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64条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此条规定设定了证明责任分担的一般原则。但是，仅此一项原则性规定，显得过于笼统，可操作性不强。《规定》指出：”案件的同一事实，除举证责任倒置外，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首先举证，然后由另一方当事人举证。另一方当事人不能提出足以推翻前一事实的证据的，对这一事实可以认定；提出足以推翻前一事实的证据的，再转由提出主张的当事人继续举证“。然而，这一解释中有关证明责任分配的设置，是在处理当事从在证明时的主张责任与行为责任之间关系，以及产生的相应的后果，仍然不能圆满地解决各种纷繁复杂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如果在实践中当待证事实处于积极和消极状态时，仍按证明责任的一般规则就当事人的主张责任来分配证明责任或负担，在许多情形下是显失公平的。

　　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的问题非常复杂，在审判实践中的一些特殊情况下，存在看不属于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证明责任倒置，依照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又无法确定证明责任负担的情形。为此，《规定》第7条规定，在这种情况下，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证明能力等因素确定证明责任的承担。该条规定是在有关法律、司法解释的适用前提基础上，赋予法官据情根据民法的基本原则和相应的规则，决定有关证据的证明责任分配的权力，是法官享有一定幅度自由裁量权的体现，该条规则的具体适用是有层次的效力性和适用前后顺序的排列性，只有出现了有关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形，并且《规定》和其他司法解释仍无法具体确定当事人的证明责任负担时，法官按照审判职能又不得拒绝裁判，只有在这种情形下，人民法院才可以根据民法上的公平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并结合当事人的证明能力等因素来具体确定证明责任的具体分配。有的因素属于主观因素，有的属于客观上的因素，当一个涉及相同的待证事实时，一方当事人所主张的合同内容系采用口头方式订立的，相比较就证明难易程度而言，后者所遇到的难度应当大于前者；再如，与证据的远近距离而言，当患者主张医疗机构并未对症下药，造成巨额医疗费用而构成侵权时，就这一待证事实而言，医疗机构较患者更接近于有关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