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据此，刑事案件被害人的近亲属，就死亡赔偿金，无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还是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都不予支持。对此，笔者认为不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第四条：死亡赔偿范围包括收入损失，医疗、护理费，安抚费，丧葬费和寻找尸体、遗属的交通、食宿及误工等其他必要的费用。其中，安抚费是指对死者遗属的精神损失所给予的补偿，即精神损害赔偿。死亡赔偿金的外延无论是扩大至上述司法解释所列的整个死亡赔偿范围，还是仅限于收入损失，也都不能等同于精神损害赔偿。由此可见，将死亡赔偿金界定为精神损害赔偿，显然与上述司法解释精神相冲突。

　　《解释》根据1994年5月12日八届人大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对死亡赔偿金内涵的确定将“死亡赔偿金”界定为财产性质的收入损失赔偿。这时的收入损失应指受害人近亲属的损失，而非受害死者的损失，且仅指财产性质的收入损失，不包括受害人近亲属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当说，这一界定是准确的，民法理论认为，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受害人因侵权行为死亡后，其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已经消灭，因此，死亡受害人不能以主体资格主张民事权利;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是间接受害人，即死者近亲属。本次司法解释纠正了法释[2001]7号对“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性质界定上的不当，体现了对受害人及其近亲属的人权保护和司法的终极人文关怀精神。

　　综上，笔者认为，在一般人身损害中“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法律属性应界定为残疾者的物质性收入损失和死者近亲属的物质性收入损失，而不应再认为“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两种方式。

　　二、司法审判中应有的人权保护意识与人文终极关怀精神

　　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的全球化、一体化进程大大加快，中外各种交往也随之空前活跃。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我们的法律法规亟待同国际公约、国际条约、国际惯例接轨，审判工作中亟待增强适用 “游戏规则”的意识。惟此，才能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促进外贸、保障人权，向世界彰显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