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改革是张汤和赵禹提出来的，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首次采用了“知”与“不知”的客观性标准。这就明确地指出了信息和连带责任之间的关系[41].判断标准确定以后，余下的就是哪些人负有“察举”的义务，或者说是“应当”还是“不应当”知道。负有这种义务的人的范围大小，就构成了历朝的“宽简”的刑事政策变化边界。第二则是制裁降低了，允许“赎”。这是官员连带责任和保甲、“族诛”的不同。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在科举考试制度中实行连带责任。这包括考官和考生两个方面。考官方面，“考官不当，则举主连坐”[42].考生方面，为防止伪造身份、籍贯，骗取考试资格，杜绝舞弊行为发生，采用“认保”和“连坐”之法。考生所持证件需由地方官出具证明，还要本县“廪生”和同考生作保。一经查实考生有冒籍、冒名等顶冒行为，保人、考生等均被治罪。后来逐渐在证件上填上考生像貌特征，甚至连留有胡须与否都要作记[43].

　　前节分析的保甲和下节将要分析的“株连”，都和地域、血缘等联系在一起，责任的范围是事前确定的。与之相比，职务连带更类似现代组织中的责任制度，与行为人在组织中的功能和职务有关。行为人实行某种行为，比如举荐，举荐人应当“知道”和“了解”被举荐人的信息，从而承担责任。这种情况下，连带责任更多地是用荐举的责任来“担保”被荐举人。

　　这种担保作用在历史中进一步被制度化。由于对于被举荐者的真实情况难以了解，被举荐人、举荐人和政府之间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为了使举荐人有积极性获得更准确的信息，不徇私舞弊，大多数朝代均对官员的举荐采用连坐的制度。唐代实行举主连坐[44]，五代沿用[45]，宋代广泛使用这一责任，保证官员的举荐质量。凡是被推荐官员，要在任命书上署具推荐人的名字，如果后来发现情况不符，则被推荐人和推荐人要连坐[46].金朝则同样实行这一制度，而且更加明确-如果三年内发现贪赃枉法的，则原来的官员应当被撤职，如果推荐人不能被撤职，则应被降职为县令[47].明代更是广泛用于对官员的举荐控制，“诏中外官举贤才，严举主连坐法”[48]；清朝在汉族人范文程和宁完我的建议下，也很快实行了这一制度[49].

　　基于行为的连带，需要考虑行为的可验证性和可观测性，同时需要考虑事前和事后的行为变化。在官员的举荐中，这两个问题制约着追究推荐人的责任。第一，品德常常有明确的下限，比如不贪污、不受贿，但能力则很难判断，故举荐人提供的信息，品德方面的容易衡量，但被荐举人的能力不足，则很难追究荐举人。宋朝的时候，法律要求在官员的委任状上署具举荐人的名字，如果“他日不如举状，则连坐之”，但到了金朝，就明确地规定，被举荐人犯了贪污罪，举荐人才应当承担责任。从担保能力到担保品德，这显然是法律的完善。第二个问题是，被举荐人会产生隐蔽行动（逆向选择）问题。其行为和偏好可能发生变化，在没有做官时候，品德很好，但做了官之后品德发生了变化，这无疑会导致被举荐人被无辜牵连。金朝规定举荐人三年之内承担连带责任，就是一种限制。清朝的做法更为明确。推荐的官员，无论有功还是有过，举荐人都应当共同承担责任。但是如果被荐举的人，“砥行于厥初，改节于末路”，允许推荐人的随时检举，检举之后免除连带责任[50].

　　当然，官员之间的连带责任，也造成了“官官相护，上下勾结”的官场风气和“裙带关系”。既然是荐举人与被荐举人之间承担连带责任，一旦出现问题，势必隐瞒信息。公元632年，唐太宗对魏征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51]，君主由于信息受到限制，只能依赖于下级官员，而连带责任必然会造成这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