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法律，本身就是人类历史长期博弈的结果，而且往往是富于效率的。然而，对中国古代长久存在的连坐和保甲等制度，学界普遍持批评态度。本文应用现代激励理论，对这些制度中蕴含的激励原理和连带责任及其施行的不断改进作了剖析。在早期国家的控制能力低下以及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连坐和保甲制度属于一种强有力的激励方式。在“小政府”的前提下，连带责任有效地利用了分散化的信息，对维护国家的大一统以及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探讨了这些制度的边界、作用以及对中国历史上相关制度的影响，并对现代中国法中的显性和隐性连带责任作了探讨。本文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信息成本是决定法律制度有效性的主要因素，自然地，法律制度应该随信息成本的变化而变化。

　　关键词：连坐，保甲，信息，连带责任，法律经济学

　　作者张维迎，1959年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邓峰，1973年生，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北京 100871）。

　　一、问题的提出

　　一个人应当就其自身所犯的过错，在其理性能够预期或者应当预期的范围内承担责任，这就是所谓的“罪责自负”，它是现代法上的基本原则之一。尽管现代法律强调这种个人责任，但为他人行为负责的连带责任仍大量存在。2001年的“南京冠生园事件”中，由于南京冠生园的伪劣月饼导致市场对几乎所有月饼厂家实施“连带性惩罚”。一些学者将这一事件称之为“品牌株连”。这是市场自发实施的连带责任的一个典型例子。在历史和现实中，不仅仅是在企业成员之间，在家庭成员之间、合伙人之间、邻里之间、共同行为人之间，都存在着基于法律规则和社会规范的连带责任[1].

　　连带责任虽非中国独有，但中国可能是有史以来的各个国家中，连带责任实施的范围最广、时间最长、最严厉、对这一工具的依赖性最强的国家。身份制度、家族主义和集体性责任，是中国古代家国一体制度的主要特点。剑桥中国史认为古代中国法律的两大特征是等级化的身份社会和“集体责任”-“集体对其成员的犯罪负有不可分割的责任”[2].古代中国的连带责任是发达的，其原因在于它构成了社会的主要组织方式：一是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集体性惩罚，这主要表现在连坐制度上；另一是以地域关系为纽带的公共权力组织方式，即保甲制度。两者同样存在着交叉和融合：宗法宗族制下的聚居。连带责任的再一个表现形式，则是在公共权力领域，如举荐、科举等，同样采用连坐制。连带责任的广泛存在，强化了宗法宗族制度，是古代中国“家国同构”的核心治理方式。

　　连带责任，本来是一种集体性互助组织制度，和早期社会中的“井田制”紧密联系[3].社区互助组织和井田制是由周公提出来的，但作为一种法律化激励方式的连带责任，是最先由管子推行的。春秋时代齐国实施的什伍之制，是中国保甲制度的最早起源[4].管子在齐国的改革，主要是“编户齐民”，是对居民的管理纳入制度化、公共化的开始。从商鞅时代的秦国开始，正式确立了刑事上的连坐制度。连坐，又称为缘坐、株连、族诛，其中存在着些许差异，但都是连带刑事责任的表现[5].历代学者一般都认为，首次将连坐制度化的是商鞅[6].从商鞅开始，连带责任上升为一种“集体性惩罚”，邻里之间、亲属之间和官员之间负有相互纠举、告奸的责任。汉朝继承秦制，以后代代沿袭。南北朝时代扩展到“举荐”，“若取非人，刺史为首，以违旨论，太守、县令、纲僚节级连坐”[7].唐代被称为中国刑律的“黄金时期”，仅仅只有“十恶”中的几项罪名适用连坐。但是，什伍制度继续延伸到了赋税领域，如果民户逃亡，所抛弃的土地由邻保代为耕种，拖欠的租税由邻保代纳[8].宋代则正式确立了保甲制度。此后，这一制度的范围不断扩大，连带责任的范畴越来越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