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坐制度的惩罚力度，给家族内的人施加了一种责任。这是株连的监督功能，与基于信息的保甲制和基于行为的责任制的类似之处。这一制度，加上民事领域的 “礼治秩序”、“长老统治”，为个人受到家族其他成员的约束，提供了明确的法理、舆论和社会规范的支持。在这种制度下，个人无时无刻不处在其他人的监视、管理、干预、监督之下，缺乏个体性的隐私和现代意义上的自由。越到王朝的后期，对保甲和连坐的依赖性越强，因此，也就导致个人的生活更为沉重。

　　家族连坐，由于推定人们不去“举发”、“告奸”，就构成有罪，这构成了“惩罚”的法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家族内的人际关系，变得非常沉重。正如马端临所指出的，“秦人什伍之兵与成周一也，然周之法则欲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教以相率而为仁厚之君子。秦之时，一人有奸，邻里告之，一人犯罪，邻里坐之，是教以相率为苛刻之小人”[57].为了避免过重的国家制裁，家族内部往往存在着内部处分，从而达到排斥国家司法控制的结果。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在家族内的族规中往往存在罪刑处罚的规定，并且如果触犯了宗法伦理关系，比如乱伦、淫狎等，宗族法的处理比国家规定要重；如果触犯了国家刑法，比如盗窃、盗贼，宗族法的处理要轻于国家法[58].

　　由于法律制度允许父亲告儿子“忤逆”，“不孝”，后世就出现了虚假的“责任分离制度”。比如水浒传中的宋江，开始就由宋太公去官府告宋江不孝（谁都知道宋江是个孝子），以免以后惹上麻烦连累家人。许多华人世界中的登报宣布“脱离父子关系”，以及“文革”中的“划清界限”等，都是在家庭或者家族的集体性惩罚下的一种博弈。

　　六、结束语：信息与连带责任

　　我们的基本结论是，在古代中国，连带责任可以说是一种有效的治理结构-至少从国家控制的目的而言是如此。正是人与人之间大规模实施的连带责任，和其他体制一起相互配合，维持着帝国的一统。人与人之间连带责任的大规模推行，在地方一级克服了信息不对称和技术、交通落后等制约因素，起到了维持政权的重要作用。

　　当然，连带责任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负面的影响。连坐和保甲制度，保证了小政府的前提下对社会的有效治理。但是这种治理模式，是静态的，和人的身份、地域紧密联系的。保甲制度的发达，要求将人们固定在一定的地域上，对人的身份限制，法治和礼治的低层次分工，不可能出现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就在朱熹、王阳明、吕大防这些理学大师们提倡“互助互保”，提倡乡约制度来维护保甲的同时[59]，在欧洲，但丁已经发出了“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别人的目的而生存”[60]的口号。这为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难以在中国出现提供了一个线索。

　　在现代社会，生产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流动的成本大为降低，传统的保甲制度自然不能满足效率的要求，家族株连也有悖人道主义原则，应该废除。但法律作为治理结构对信息的依赖，意味着我们仍然不可能建立一个完全基于“个人责任”的社会，这是连带责任在现代法律中仍然大量存在主要原因。

　　与传统连带责任不同的是，现代法律中的连带责任主要不是建立在血缘、地域和身份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契约关系的基础上。现代企业可以理解为个人之间通过合约形成连带责任的中介：因为契约不可能完备，企业的所有者必须对企业雇员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员工只对契约中的承诺负责，承担有限责任。因此，企业所有者才获得监督员工的动力，从而通过内部激励机制的设计将责任落实于个人。企业的连带责任大大节约了交易的信息成本，使得个体行为得到更有效的社会监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没有现代的连带责任，就没有现代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