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国文化传统对隐私的排斥和贬低，隐私一词在我国语境中的理解曾经一度等同于阴私，指称“涉及不正当性行为，有关强奸、侮辱、猥亵妇女或者其他有伤风化的事情，是阴暗、丑陋的……”如1989年版《辞海》中没有“隐私”、“隐私权”之类的条目，只有“隐私案件”一条：“隐私案件，亦称‘阴私案件’，涉及男女私生活、奸情或其他淫秽内容的案件”。因为“隐”的隐匿，可引申为不可告人;“私”则有男女生殖器官的含义，可引申为男女之私。因此，在我国压制个人权利和泛道德化的文化背景下，男女不可告人之事成为对隐私的当然解释，这似乎也不难理解。因为在人类社会形成初期，人们尚无更多的身外之物可供支配，因此人类的隐私意识仅能及于自己的身体。在文明尚未达到现代这个程度时，人们只认识到阴私需要保护，而未意识到隐私的其他部分也应得到保护。 [3]在这种隐私观念之下，隐私被扭曲、贬低和排斥，隐私很难成为一项具有正当性的权利。在我们的词汇中，“难言之隐”、“难于启齿”、“不可告人”等多用来描绘违反社会价值标准的污秽丑陋的人和事。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凡“私”必揭，“街谈巷议”别人的“家长里短”成了一种被普遍认同的、习以为常的社会习惯。 [4]于是，窥私行为得以在社会上普遍化：家长里短、小道消息，往往奔走相告;孩子的日记、信件被家长理直气壮地拆看和检查;学校任意搜查学生宿舍;摄像头遍地开花;等等。

　　将隐私等同于阴私，不仅导致隐私观念的扭曲，侵害隐私权行为的泛滥，而且在法律上导致的不利后果是，对于隐私的范围极为狭窄，大量的隐私利益得不到有效的救济，并且在隐私权的确立和责任构成方面，将侵犯隐私与名誉损害不当的结合起来，从而造成了隐私权与名誉权的混淆。例如

　　，1986年《民法通则》没有规定隐私权，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即通过名誉权保护隐私权，规定对侵害他人隐私权，造成名誉权损害的，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追究民事责任。 [5]

　　二、隐私的范围——私生活的类型化

　　隐私是覆盖整个私生活领域的一个“标签”。原则上，一切处于私密状态的私人空间、私人通讯、私人行动及私人事务都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范围正在不断的扩展。隐私的范围是如此的庞杂和混乱，以至于有美国联邦巡回法庭的法官将其描述为“飓风中的干草堆”。 [6]笔者撷取其主要类型，概括为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