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隐私权的客体是个人私生活秘密。私生活秘密复杂多样，为便于理解和掌握，有必要进行整理和归类。王利明教授将隐私权分为三类：一是个人信息，为无形的隐私；二是个人私事，为动态的隐私；三是个人领域，为有形的隐私。[8]这是目前关于隐私客体相对准确、精辟的论述。唯一略嫌不足的是该分类的标准不够统一，第一类与第三类以是否有形为标准，第二类以是否具有动态性为标准。笔者将以此分类为基础，作适当调整，对隐私权的客体进行划分。

　　就隐私权存在的状态（形式）来分，可分为物质状态的隐私和信息状态的隐私两大类。这一区分的意义在于，对物质状态的隐私侵害方式为侵入、窥视、干扰；对信息状态的隐私，侵害方式只能是刺探、调查、擅自公布。

　　物质状态的隐私又有个人领域隐私和私人活动隐私两类。所谓个人领域，是指一定的空间概念，也称作私人空间，包括临身领域与身外领域。临身领域指生殖器官和性感器官。身外领域包括个人居所、旅行行李、学生书包、口袋、日记本、信件等。私人活动包括日常生活、社交活动、夫妻性生活、婚外恋和婚外性生活。其中，婚外恋和婚外性生活，不得向社会公布，但并不排除对当事人和相关人员进行批评教育。

　　信息状态的隐私即信息隐私，是物质状态隐私的派生，由私人活动、私人领域事项转化为信息状态而得来。将身体隐私转化成的信息如身高、体重、病历、身体缺陷、健康状况等；将身处领域转化成的信息如居所地址、家庭电话号码、信件内容等；将私人活动转化成的信息如恋爱史、社会关系状况、心理活动、缺点、爱好、未来计划、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储蓄状况、档案材料等。当然，有的信息可以靠语言保存，有的则依附于一定的载体。

　　3、隐私权的范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它的界线会有一定幅度的伸缩，并且，它还受着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传统习惯的影响。就历史影响的因素来说，一般而言，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社会复杂程度的提高，隐私权的范围会有扩张。这是因为社会越复杂，交往越频繁，社会成员要求相对独立领域的愿望就会越强烈，对要求社会和他人勿干扰的活动、领域就会增多。譬如宗教信仰的资讯，过去属于公开的事项，也没有人会提出要求别人不得谈论或传播，但随着社会复杂化，信仰者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往往置若阙如。而这种心理状态一旦成为公众普遍认同的心理倾向，法律就应当考虑予以保护。就历史传统、民族习惯而言，对隐私权界线的影响是多样的。如人的容貌，一般认为可以暴露于大众，但在某些伊斯兰教国家，女子进入公开场合需用面纱掩摭面部。所以，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也应对这些因素予以考虑。

　　4、界定某事物是否属于隐私，还应参照当事人的主观因素。隐私之“隐”，带有很浓的主观色彩，即当事人不愿为他人知悉。鉴于此，在实践中，隐私范围除社会一般标准之外，还应合理尊重当事人自己的意愿选择，这符合现代民法在纯粹私人领域赋予个人最广泛自由权的原则。如甲之生活经历，单位人人尽知，某甲亦时常谈论，若甲与乙同调往其他单位，甲突然视此经历为隐私，乙得尊重甲的选择，不得公开甲的生活经历。

　　四、对特定身份主体，特定场合隐私权的限制及隐私权与知情权冲突的协调。

　　隐私权属绝对权，神圣不可侵犯。但这并不表示隐私权应当保护的范围不受任何限制。特定身份主体，特定场合隐私权范围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这是在关注个体利益的同时兼顾整体利益的需要。这些限制包括：官员应公开其收入及财产状况，私生活作风应受大众监督；犯罪嫌疑人或罪犯与案情有关的生活经历、通信、身体、居所必须接受调查、询问或搜查；征兵时一切适龄应征青年的身体资讯、器官，必须接受检查；其他公众人物如影星、歌星的身体资讯、生活经历、生活习惯等情况可以适当公开；媒体在报道具有社会价值的事件时可以涉及某些个人隐私，但应尽力避免，必须批露的应考虑批露的后果及采取减少危害结果的措施。在以上情况下，个人资讯与公共利益相关，因而在一定范围内不得为隐私的内容，也就无所谓隐私权的行使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