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对构建我国民事诉讼证据排除规则之管见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有持久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三种观点：全盘否定说；真实肯定说（即把非法手段和使用这种手段取得的证据区别开来）；折中说（又有不同主张，如应当区别物证和口供；可以通过线索予以转换；原则上不能使用，但可以设定若干例外等）。但在民事诉讼中如何建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却还是一片有待深入发掘的处女地。只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才可能走上一个新的台阶，也才能在倡扬私权的今天给予市场经济主体以有效的司法保护，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民事诉讼法本身所承载的功能。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冲动，笔者在考虑很不成熟的情况下，斗胆地提出自己的几点建议，以期引起学界同仁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一是对证据的合法性原则在总体思路上进行调整，将证据的合法性规定为“适法性”，或者在沿用合法性习惯称谓的同时赋予其新的内涵，即除非违反明定的法律强制性规定或禁止性规定，当事人收集证据的行为不得谓违法，由此产生的证据应当具有法律效力。二是明确违法的对象，规定违反什么样的“法”才导致取证行为无效。法典繁多、法规千条，当事人可能无所适从，在一个尊重私权的法治社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地方性法律以及大量的行政规章，法院断不能动辄以违反规定为由，否认当事人行为的效力，而要明辩这些规定而区别对待。三是明确非法证据因种类不同、违法轻重不同而异其效力，哪些证据应绝对无效，如欺骗而得之证言；哪些证据必须违法达到一定程度方失其效力，如以窃听手段获得之录音证据。不能因噎废食，某一证据稍有违法之处，便全盘否认其证据效力。四是明确规定通过违法证据为线索而获取的证据，或者违法证据经由合法性转化，应当确认其效力。五是明文规定证据排除规则的若干例外，不妨规定“紧急情况例外”、“国家重大利益例外”、“社会公共利益例外”三种例外情形，规定在这些情况下，即使为非法证据，仍有证明力，以期实现诉讼法之上的更为重要的价值，包括国家的安定、社会的健康发展、善良风俗的维持、基本人权的保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