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1 :外资并购将提高我国目标企业的财务绩效。

　　从理论层面来看,外资并购会给我国目标企业带来积极的财务效应。至于事实是否确实如此,还是一个开放性的有待实证检验的问题。显然,财务效应的大小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行业相关性、文化距离(Morosini et al . ,1998) 、并购方式、外资的股权地位(全思飞,2004) 以及并购前的相关经验(Meschi and Metais ,2006) 等,均有可能对财务效应造成影响。

　　(1) 行业相关性。当并购双方的业务处在同一个行业或者相互关联的行业时,它们往往具有类似或互补的资源类型。如果外资并购具有行业相关性,那么,国外主并方的部分资源(如生产技术) 就对国内目标公司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较低的成本转移给目标公司,这样就可以快速地提高目标公司的业绩。

　　假设2 :行业相关性与目标企业并购后的财务绩效正相关。

　　(2) 文化距离。并购研究者指出,并购失败往往源于并购整合阶段不同文化的结合问题。外资并购中国上市公司属于跨国并购,在并购整合过程中,并购双方除了要妥善处理好组织文化的差异外,还要合理应对民族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双重文化差异增大了并购整合的难度,并购双方很容易出现彼此不信任、缺乏合作的情况,这将制约资源转移的效果和效率,限制目标公司财务绩效的提升。然而,根据Morosini 等(1998) 的观点,文化距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并购双方在技能和资源方面的互补性,有利于创新实践的发生,从而提高企业绩效。本文认为,Morosini (1998) 设想的情形只能在并购双方充分理解、互相尊重、彼此信任的情况下发生,而信任关系的建立往往是并购双方长时间良性互动的产物。所以说,在并购完成后的较短时间内,并购双方是不大可能建立起极强的信任关系的。

　　假设3 :文化距离与目标企业并购后较短时间内的财务绩效负相关。

　　(3) 外资的股权地位。外资在并购后的股权地位直接影响它向目标公司转移资源的动力和能力。外资的股权地位越高,控制力越强,资源成功转移所带来的收益必然越大,动力也越强,而且外资在制定转移决策时也有更强的话语权。如果外资在并购后成为第一大股东,则其更有可能把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导入上市公司,给企业带来全新的活力。因此,外资并购后如果成为第一大股东,目标公司将取得更好的并购绩效。

　　假设4 :外资是否控股对绩效有影响,如果外资在并购后成为第一大股东,则财务效应高于外资不是第一大股东的财务效应。

　　(4) 并购前外资在中国已有的经验。根据Johanson 和Vahlne (1977) 的观点,企业国际化经营需要两类知识:客观性知识和经验性知识。客观性知识的结构化程度高,属于显性知识,易于从他人或书本中获知。经验性知识提供理解机会并制定战略的框架,使得企业能够把握具体的机会,其结构化程度低,多属隐性知识,需要通过个人的实际体验才能获得。唯有经过一段时间的国外运营,企业才能逐步把握东道国的经营环境和商务规则。由于经验性知识具有暗默性和长期累积的特性,它可以为企业的国外经营创造更多的经济租金。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决策是建立在它们对目标公司经营状况、行业知识、宏观环境信息理解的基础之上,它们需要运用自己所拥有的知识,特别是经验性知识来识别机会、评估机会并最终做出并购决策。那些在并购前已经在中国有较长时间业务经历的外国企业,可以基于它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性知识来准确选择目标企业,而且这些企业对中国文化、市场情况和企业管理现状更加了解,它们往往会在并购后的整合活动中表现得更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