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是成、渝两地目前正在探索的一条谋求城乡共赢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它的内涵和改革目的是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走共同富裕之路。但在成都市新都区，这项改革却被简化为土地的强征强租和对外买卖。2009年3月以来，正义网记者接到该区群众多次电话投诉，称当地很多地方违法“征(租)”土地，暴力拆迁，“征用”土地大量荒芜，统筹统建小区居民面临生存困难。

　　接到投诉电话，正义网记者几次赴成都采访。

　　村、社干部：“村民对政府非法占地和统筹统建小区意见最大”

　　“近几年来，一些乡镇的个别领导一直以‘城乡一体化’为借口违法占地”。新都区大丰街道办赵家村一陈姓村民告诉记者：“他们占地大多没有合法手续。”陈某举例说，大丰占用良田2.5万亩，大多没有经过国务院审批，只有省市区的批件。

　　陈的说法在采访大丰街道办党委副书记游天云时得到了印证——记者在一大摞征地批件中没有看见一个国务院的审批手续。游书记将省、市、区的“征地批件加在一起，告诉记者：“共3700亩，区里可能还有一些。”

　　正义网记者问：“根据《国土法》规定，省、市、区是否有权审批数千上万亩土地吗?”

　　游书记说：“我们大丰实际上就是一个土地财政，不卖地就没有钱维持运转。”

　　为了使占地“合法”，新都区一些乡镇政府占用农田时采用了“以租代征”。2009年7月，新繁镇政府为了占用高墙社区一、三、四、五几个社的200多亩土地，贴出公告要以1200元一亩的价格租用，村民们坚持：租去搞种植可以，若修房子坚决不租。

　　镇政府的态度很强硬：“政府做什么你们管不了，这地你们租也得租，不租也得租!”

　　2009年11月，新繁镇政府干脆任何手续也不与村民们履行就要强占土地修建文化站，终于引发政府与村民的冲突。

　　正义网记者了解到：在新都区，非法占用基本农田的情况普遍存在，其中，以大丰、斑竹园、新繁、龙桥等乡镇为最典型，据不完全统计：大丰、斑竹园、龙桥三镇无合法批件占地至少3万亩。

　　“村民对政府非法占地和统筹统建小区的作法意见最大” 。大丰街道办方营村几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社干部给记者介绍：“城乡一体化中，一些乡镇推行拆民房建小区的办法增加土地。当初，大丰街道拆民房后在高堆村建小区，政府统筹规划后，村民自建房子，底层作商铺，楼上几层出租，效果不错。去年，高堆小区居民人均年收入8500多元。我们方营小区搞统筹自建有更便捷的交通优势，到成都中心城区的距离只需十多分钟，自建三四层房子租金更可观。可当官的认为自建需要的土地比统建多，他们没有更多的土地去卖更多的钱，就强行搞统筹统建修高楼了。”

　　采访大丰街道办游天云副书记时，记者果然听到了这种说法：“自建虽然对农民有好处，但统筹自建土地浪费大，成本高，不便于管理。统筹自建就不是城市化了。”

　　记者问：你们在高堆村搞的统筹自建不史很好么?既然对农民有好处，为什么不多搞一些?

　　游副书记说：“我们大丰是成都的二圈城，所以，不能搞统筹自建。”

　　非法“征地”、拆迁中的暴力造成民怨

　　11月26日，记者一小时内就得到了两条新都区暴力“征地”、拆迁的线索。一件发生在10月21日，新都区大丰街道办在“拆房增地”时，将三元村三社村民王代友一家数口“软禁”村部，未丈量面积、未签拆迁合同、无拆迁手续就将王家的房子用铲车铲掉，造成王家自办小厂的机器被毁，4万多元现金和十多万元的发票丢失，23只鸡、鸭和一只狗被砸死……

　　另一件发生在11月6日，新都区出动800多名警察、协警、综治人员前去新繁镇高墙社区为强行“租”地建房的工程“维护秩序”，仅仅因为村民们问警察们要土地审批手续，就被打伤多人，一叫冷增凤的妇女还被无证关押6天，直到11月12日，才给她发了一张《解除拘留证书》。

　　接受采访时，现已调新都镇的原新繁镇副书记朱某说：“是有这个事，但我已调走了，别问我……”

　　在新都，不乏因反“征地”而坐牢的新闻。新都区龙桥镇渭水村有230多亩被区农业局定为“国家粮食自给工程园区，优质水稻实验基地”的基本农田，2003年1月，镇里林书记宣布，要在“实验基地”建厂。为了镇住反对的村民，镇派出所以“阻挡重点工程建设”的罪名将一个叫汪鹏的村民治安拘留27 天。汪刚放出来不几天，正赶上镇里在“实验基地”四周修围墙圈地，汪又加入了反对的行列。派出所再次将汪刑事拘留38天。汪鹏刑拘出来又被铐进了派出所，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对汪劳教了一年零九个月。

　　在暴力“征地”和拆迁中，警察总是新都一些政府的重要“武器”。2008年11月7日，数百名警察和党政干部、社会闲杂人员对大丰街道办华美村雍文春三兄弟的房屋强拆。

　　一名叫徐基先的目击者告诉记者：警察和社会上的人见雍家的人就打，雍文贵的爱人熊高清和弟媳穿着内裤被人从楼上抓到楼下拳打脚踢。当天，在无反抗的情况下，雍家6人被关押10多小时，5人被打伤。清洁工黄本秀仅仅因为扶了一下被打倒在地的熊高清，便被辞退。

　　采访时记者看见：无房可住的雍家人仍居住在废墟上的窝棚里，窝棚前的竹竿上挂着几面支撑他们信念的国旗。一家人中，三个伤重者伤痕犹在，熊高清被警察打断的右手仍吊着绷带，骨头翘得老高。可街道办游副书记却强调：我们是文明执法，不存在打人。说我们打人是胡说八道!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在新都区发生的暴力征地、拆迁至少有60户，至少致30多村民受伤，40多人被非法关押。在对群众施暴方面，大丰、龙桥、新繁等乡镇特别突出。仅大丰街道办就对16户村民使用暴力(他们分别是三元村杨永富、张万勋、杨永民、王代友，方圆村杨慧群、李云书、郑家会等，伤10余人);斑竹园镇仅在瑞云村就对毛民全、陈传志、焦云兵等五户村民使用过暴力;龙桥镇高墙社区也对刘选林、宋敏等五户使用暴力，刘选林被干部们踢得把屎都拉在裤子里，宋敏至今伤未痊愈。

　　民怨激起的反抗

　　2008年，新都区斑竹园镇政府官员“征用”回南村2000多亩农田时，当地村民以“没有国务院的批件不能征地”为由拒绝签字。当年4月30日，一个叫吴燕的村民还在自家的墙上写上“坚决贯彻执行国土法、物权法，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标语。

　　镇政府张副镇长带着派出所和“二派”(保安)几十号人开12辆车前去“治理”吴燕时，警察扭住吴燕一阵拳打脚踢后将一桶水泥浆从其头顶淋下。官员和警察们的行为激怒了当地村民，他们拦住警车不让走，邻乡的村民也赶去声援，最后以张副镇长给吴燕赔礼道歉并赔偿80元的医药费而告终。

　　2008年5月7日，警察和镇干部在新繁镇水利村三、四社“征地”时，对不顺从的村民大打出手。被打急了的村民奋起反抗，警察抓走两个村民，村民们也扣下一警察。后来，警察们不得不用抓走的村民换回被扣的警察……

　　大丰街道办三元村四社有个姓赵的村民不签字征地和搬迁，晚上便有人去砸他的房子，并在他的门前烧纸摆花圈放鞭炮……

　　村民告诉记者：后来，政府官员们干脆让农民的物权和土地承包权在大丰“消失”。街道办一位姓徐的干部公开宣布：大丰农民的房产和承包地不确权。赵家村村长郑某在一张纸上给询问的村民写道：“规划区内(外环路内)农村不确权。各级政府(都不确权)”，然后按上手印。

　　退休干部：“强租强征背后都有利益驱动”

　　大丰一位已退休的政府干部和数名村民都曾向记者透露：“强租强征背后都有利益驱动。村社干部每征一亩地有3000元的奖励。”

　　大丰街道办游副书记气愤地反驳，“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记者举了几个例子，游副书记这才“恍然大悟”，“哦，你说的是考核经费那个3000元!但他们要完成了拆迁和征地后才领得成这个钱……”

　　土地征(租)去都干了些什么?大丰街道办华美村村民徐某向记者反映：“以城乡一体化的名义‘征’、租去的一部分土地成了个别干部的胜利果实，我们村的干部把一社二社的200多亩土地以每亩1300元的价格租去，又以每亩四千至一万元的价格租出去，钱都进了他们的小金库。”

　　据了解，十多年前该村干部以政府征地的名义把二社100多亩地以12800元的价格“征”去，然后一转手又以17万元一亩的价格卖给某制药厂。

　　在大丰赵家村，正义网记者看到，在“征收”的2000多亩农田里，同干部关系较好的陈某、廖某已在地里载了二三十亩树苗，为今后使用土地时赢得高额赔偿做好了准备。“有关系的人”为挖沙赚钱，在地里挖了两个偌大的坑。6月上旬的雨水装满了两个沙坑，两个学生被淹死坑中。

　　2008年，新繁镇“征用”本镇五个村的土地并拆迁了全部村民，开发商按3万元左右一亩的价格将土地款付给镇政府后，镇里给村民买社保时“短斤缺两”——给部分村民按最低标准买，一部分村民干脆不买。2009年8月以来，数千村民多次围攻镇政府，镇里这才不得不又拿出一个多亿给村民补买社保。到记者发稿时，有四个社的社保手续仍在补办之中。

　　龙桥镇一李姓村民告诉记者：“2004年，镇里就把我们的房子测量了，今年才拆，赔偿却按2004年的物价赔。今年的楼房要480元才能建一平方，瓦房也要270元才能建一平方。可他们赔我们时楼房赔320元一平方，瓦房赔190元一平方。这种赔偿标准与现价相差每平方米80元至160元，这些钱都赚到干部腰包去了。我们找村支书曾某解决建房价差，可他说，想要钱，等七月半。”

　　良田荒芜触目惊心

　　在大丰街道公路旁，村民指着一片空地地说：“那一片一共是1100多亩，原属高堆村，上世纪九十年代，某某建筑公司交定金“征收”后，村民也被搬走，但这片土地一直荒芜到两三年前才开工约700亩，朝彭县方向的400多亩至今仍闲置着。

　　在华美村四组的地界一个围墙内，一片100多亩的土地已征用了八年至今还未开工。几条狗在田里的荒草中嬉戏奔跑，搅起一股股灰尘。在邻近农田里干活的村民指着田里北端的大坑说：“去年有人来检查，他们就在田里挖了一个大坑，谎称已开工了，实际上他们是挖地下的石沙卖。检查的人一走，他们便又停了下来。”村民告诉记者，在华美村其他组也有很多这样荒芜多年的土地。

　　在大丰华美村，正义网记者了解到：村加油站对面及不远处区环卫局等单位所征得100多亩土地都有18年至20年之久了，但至今仍荒芜着……

　　盲目的建设规划和“土地储备”导致成千上万亩良田“征而不用、租而不用”，在年复一年的待价而沽中让良田荒芜的情况不仅仅存在于大丰，在新都区采访期间，据不完全统计，全区租用或“征用”后荒芜的土地至少在4至5万亩左右。其中，大丰、斑竹园、龙桥等镇土地荒芜尤为严重。龙桥镇笔架村征地3000余亩准备建厂，至今却全都是荒草萋萋;在斑竹园镇龙桥河的对面，记者看到，300多亩被“征”土地里，挖沙的大坑一个连一个;在新都镇，记者看见荒芜的良田一片连着一片;在新繁，良田荒芜比比皆是……

　　正义网记者问大丰街道办游天云副书记：“根据国土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都规定，征地满二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据了解大丰所“征所的农田，至少有85%左右的土地都已闲置荒芜了二至十年之间，还有荒芜了20年以上的。你们是否准备依法收回这些土地的使用权?”

　　游副书记告诉记者：“卖地、征地我们只能按照上面的指示办，至于你想搞清的那些问题，我还真的不好说什么。”

　　“小区居民”生活堪忧

　　2007年7月，大丰街道办的干部到赵家村六社征地时贴公告发出最后通牒：10日内回复是否同意征地，否则以同意征地论处。

　　7月24日，村民如期给政府送去一纸回函，其中有这样的内容：

　　我社200人，高中文化5人，初中文化10人，有特长的5人，靠种地为生的占80%以上，这样一个群体入住小区后，请给我们一个生存的方案。

　　在新都，记者走访了四个镇、两个居民小区，像大丰赵家村六社那样，一个社只有几个高中生，几个人有技术特长，80%的人除了种地就不会其它，想做点生意无资金无场所而只好打麻将的情况比比皆是。

　　当地报纸一则关于招聘的报道也能看出失地农民就业的艰难：

　　“2月26日，大丰在方营小区搞了一次失地农民招聘会，参与者3000人，达成意向性用工协议的516人。”

　　采访新都镇毗河村(原属天元乡)村民老覃时，他在小区的麻将桌上激战正酣——至少有五六十桌麻将在同时进行，大多是四五十岁的汉子和妇女。

　　输了钱的老覃告诉记者：“愁死人了!土地卖了，进小区后想打工无技术没人要，想摆个摊摊又没资本没地方，只好打麻将混日子。”

　　像老覃这种情况的村民是不愿卖地拆迁进小区的。

　　记者问：“你们不工作，怎么生活?”

　　老覃说：“政府给了青苗费、一次性安家补助和原来的积蓄，能应付两三年吧。”

　　记者问：“那你们两三年之后怎么生活呢?”

　　老覃说：“每家拆迁后一般都有两套房子，卖一套又可凑合好几年……”

　　在大多数小区人的脸上，记者看到了一种忧郁与烦躁。

　　一个叫“三哥”的汉子从麻将桌上下来后有些不耐烦地对记者说：“管他娘的，到时总有人要来收这个摊摊!”他加重语气补充说：“我相信，共产党不准饿死人。”

　　同“乐观”的三哥比，大多数小区人都有许多的近忧远虑。

　　7月中旬，大丰街道办给正义网复函称：“高堆小区、方营小区农民人均年收入8516元，动态消除了零就业家庭并‘应保尽保’。”

　　但据记者了解，实行统规统建的方营小区完全是另一番情景：

　　82岁的童信武，原三营村六社人，现住方营小区，老两口的土地卖后只分得1.1万元，都未买医保和社保，一家人靠童信武志愿军补助300元和瞎子儿200多元的低保费维持基本生活;现住方营小区7栋2单元401室的邓昌松，全家6口人皆无工作，前几年靠卖土地的几万元钱生活，除90岁的母亲外，其余五人皆未买医保、社保。母亲590元的社保加上其余三口人打零工共能挣得的800至1300元就是全家6口每月维持生活的全部收入;与这些家庭相似的还有彭仁武、曾道琼、李清涛，黄立左、周金元等……

　　采访手记：有没有双赢的办法?

　　事实上，新都一些地方的作法似乎并没有能给急于创造政绩的政府官员们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相反，猝不及防的“5.12大地震”和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暴像一盆冷水向新都的官员们迎面泼来——原先准备在大丰、新都、龙桥等镇收购大量土地再狠赚一把的贩子们销声匿迹后，官员们希望的土地抢购场面并没有出现。令人面热心跳房产市场降温，成都到大丰、到新都镇等地沿途那些在房地产疯涨时建起的楼盘上高高悬着的“楼盘让利大甩卖”之类的标语令人心惊肉跳。大丰圈地拆迁两万多亩，真正开工建房或利用于其它经济建设的不到十分之二、三，大丰的“土地财政”不但没有能达到当初的预期，还被过度费的重压和人们对土地荒芜的谴责搞得焦头烂额……

　　采访中，一直给记者带路的刘老汉对养育过他祖祖辈辈的这方土地即将变为小区有着更深层次的忧虑。但他并不反对市里的“城乡一体化”。他认为，“市里把土地集中起来搞经济发展是好事，但各地应考虑大多数失地农民的生活来源，政府不应与民争利，不应把买卖土地作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支撑，不应一刀切和一拥而上。应允许那些失地后的确找不到工作的农民统筹自建房子出租，解决生活的后顾之忧……”

　　刘老汉说，新都的作法其实是政府和村民的双输——一方面，政府把土地强租强征后造成了农民的无事可做，也直接影响造成村民的生活质量下降，这种影响有可能还会波及数代。另一方面，政府把土地买来荒芜着，还得天天花一大笔钱给村民去过度。

　　刘老汉认为：“政府使用土地应该建修和使用到哪个地方，再拆迁和征用哪个地方。不征地和拆迁的地方，农民你照样可以在原来的地方居住和种地。这样，既让农民有事可做，也避免了土地的荒芜，还减少了政府发过度费的负担。”

　　在汉城小区采访结束时，老覃非要挽留记者吃饭。那一顿四个人吃了66元。买单时，记者将老覃按在凳子上，然后快步向结账的吧台跑去。

　　无论如何，记者也不忍心让老覃买这个单——这顿饭钱就是他一家人一个礼拜需要精打细算才能开支下来的生活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