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登记生效主义也好，对抗主义也好，各有自己的制度体系，都足以合理的调整出让人、受让人、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都足以实现自由、安全、效益公平的制度功能。反观我国，不在于采取的是登记对抗主义还是登记生效主义，而在于在选择制度路径时，只取一点，不计其余，致使制度本身成了国家干预私人交易生活的工具。打个比方来说，有十两的称，有十六两的称，无论哪一个都足以成为衡量的工具，怕的就是，明明是十两的秤砣，却非要用在十六辆的称上。

    注释

    [1] K·茨威格特  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第54页。

    [2] 同上，第65页。

    [3] 田山辉明：《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版，30页。

    [4]周楠：《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36页。

    [5] 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新一版， 206页。

    [6] 中外法学原著选读，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462页。转引自葛洪义主编《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67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71页。

    [8] 同上，72页。

    [9] （德国）曼弗雷德·沃尔夫：《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223页。

    [10] 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第92页。

    [11] 同上，93页。

    [12] 参见曼弗雷德·沃尔夫：《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221页的案例a以及224页的解释。

    [13]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546页。

    [14] 史尚宽：《民刑法论丛》，台湾版，第104页。

    [15] 同注13，522页，

    [16] 同注14.

    [17]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527页。

    [18] 德国民法典925条第2款。

    [19] （德国）曼弗雷德·沃尔夫：《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224页。

    [20] （德国）曼弗雷德·沃尔夫：《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227页。

    [21]参见贝哈安特：《不动产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影印本。2002年4月第一版，318-319，。李进之等著《美国财产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一月第一版，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