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骗购外汇罪的牵连犯问题

    认定骗购外汇罪的罪数时，尤应注意牵连犯问题。以走私、逃汇、洗钱、骗税为目的的骗购外汇行为，情况较为复杂。《决定》无溯及力时，它是特定犯罪与骗购外汇行为（违法行为）的牵连，仅构成一罪。适用《决定》情形下，它可能构成两罪，触犯两个罪名，成立牵连犯。对牵连犯，应按“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处理。比如说，行为人以逃汇为目的骗购外汇的，因骗购外汇罪较逃汇罪法定刑为重，故按骗购外汇罪定罪量刑。行为人伪造、变造单据、凭证、合同等用以骗购外汇的，亦属牵连犯。《决定》第1条第2款明确规定以骗购外汇罪从重处罚。值得思考的是，行为人本以走私为目的的骗购外汇，此后又另起逃汇犯意将骗得外汇存放境外不予调回或非法汇出境外的行为当作如何处理？我们认为，此种情况下骗购外汇罪与走私罪构成牵连犯，但与后续之逃汇罪不成立牵连犯，二者存在犯意转移的关系。先前的骗购外汇行为与后行的逃汇行为相互独立，不发生牵连关系。因而，骗购外汇后又另起犯意逃汇的，构成骗购外汇罪与逃汇罪两个独立罪名，应予数罪并罚。

    （四）关于骗购外汇罪的共犯问题

    认定本罪的共犯，应注意如下两个方面：其一，《决定》第1条第3款规定，明知用于骗购外汇而提供人民币资金的以共犯论处。对此“明知”，应当结合案件具体情节予以考虑，不能因为行为人不供述就不予认定。我们认为，此处“明知”不限于确知，而应包括知悉可能的情形在内。（注：“两高”与公安部在对《解释》进一步进行解释时指出，《解释》第 4条“明知”包括报关行为先于签订外贸代理协议的和委托方提供的购汇凭证明显与真实凭证、商业单据不符的等情形。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办理骗汇、逃汇犯罪案件联席会议纪要》（1999年3月16日）。 这一解释对理解《决定》中的“明知”具有参考价值。）自然人或单位知悉犯罪嫌疑人可能借助其人民币资金骗购外汇仍然提供人民币的，应以骗购外汇罪的帮助犯论处。其二，对于海关、外汇管理部门以及金融机构、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与骗购外汇的行为人同谋，为其提供购买外汇的有关凭证或者其他便利的，或者明知伪造、变造的凭证和单据而售汇、付汇的，《决定》第5条明确规定以共犯论，并从重处罚。 这是基于特殊身份情节的考虑。“其他便利”不包括提供人民币资金，对于提供人民币资金便利的共同犯罪行为，《决定》第1条第3款已有明确规定。

    三、骗购外汇罪的处罚

    《决定》对骗购外汇罪共规定了三档法定刑，形成了最低刑为拘役最高刑为无期徒刑、自由刑与财产刑兼备的合理刑罚配置模式。其中，对基本犯和加重犯并处罚金，对特别加重犯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我们认为骗购外汇罪的处罚，存在两个问题值得探讨：（一）财产刑适用与单位犯罪的刑罚适用

    在罚金刑的规定上， 采取的是比例罚金制，即处以骗购外汇数额5％以上30％以下罚金。骗购外汇数额认定上，出现不同币种外汇时，应以案发时国家外汇管理机关制定的统一折算率折合后予以确定。我国目前实行的是钉住美元汇率制度，折合币种以美元为宜。对单位犯骗购外汇罪的，立法采取的是“双罚制”原则，即既处罚单位，又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双罚制原则的具体规定上采取的是区别原则，即对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另行规定较轻于自然人的法定刑：（注：参见高铭暄、刘远：《论新刑法规定的单位犯罪》，载《法治研究》（1997年），第398页。 ）直接援引自然人犯罪的自由刑但不再对直接责任人员适用财产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