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检察机关不断加大惩治职务犯罪的力度，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但同时还应该看到：严厉打击并没有很好地遏止职务犯罪的蔓延，甚至出现了“越打越多”的态势：数量越来越多，数额越来越大，职务越来越高，主体越来越广泛，手段越来越复杂，串案、窝案越来越严重。这种现象已引起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关注，有必要对此作深入细致的研究，拿出相应的对策，以有效遏制职务犯罪的进一步蔓延。

　　一、当前职务犯罪的新特点

　　（一）犯罪主体的自我保护功能不断增强。职务犯罪是一种特定身份犯罪，是公共权力异化为私人权力的结果。正是因为这种主体的特定性带来了犯罪分子的“自我保护”功能。犯罪前他们打着“公平”、“合法”执行职务的身份进行，理所当然的不易受到阻碍； 犯罪过程中他们实施的是以权谋利、将公权暗化为私权，可以骗取领导和同行的支持；犯罪后他们往往利用职权地位所形成的影响，公开或秘密地对抗司法机关的侦破活动，利用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进行开脱罪责，无形中增加了司法机关的追诉难度。

　　（二）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易显露。一般犯罪如杀人、放火、抢劫等，是以公民个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为侵害对象的，受害者与犯罪者利益冲突激烈，揭露犯罪的积极性高。而职务犯罪是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在单位内部实施的，其侵犯的对象又是属于国家或集体的公共财产，一般不是以公民个人利益为直接侵害对象。因此，别人既不容易了解贪污者的职务内幕，又不容易与之发生直接的利益冲突，故不易被察觉和揭露。

　　（三）作案手段智能化程度高、隐蔽性强。职务犯罪主体一般文化水平较高，阅历较为丰富，对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情况熟悉，深知本行业管理制度和机制中的漏洞，以权谋私的行为方式越来越隐蔽，规避法律的手段越来越狡猾。有的一边大肆收受贿赂，一边把自己装扮成廉洁奉公的正人君子，骗取了领导和群众的信任。有的为避免受贿过滥、人多嘴杂而留下后患，便尽量减少受贿次数，对一些不够斤两的薄礼不屑一顾，拒之门外；而对大额礼金、名贵物品、古董字画则来者不拒，多多益善。这样既收到了以一当十、事半功倍之效，又在外界获取了廉洁自律的声誉。有的抓住人们对收礼不办事的受贿者切齿痛恨，而对办了事的受贿者比较宽容的心理，在进行权钱交易中，恪守无“功”不受禄的原则，对未办成事的贿赂或拒收，或退还，不惹民愤；而对办成了事的贿赂则心安理得的收下。有的对送上门的礼金来者不拒，概然受之，然后将大大低于所送礼金价值的家中物品回赠行贿人。从而将行贿受贿行为嬗变成为亲朋好友间的礼尚往来，以掩盖受贿的实质，逃避法律的制裁。

　　（四）与黑恶势力相勾结，充当犯罪分子保护伞。某些党政部门和执法部门领导干部热衷于结交大款，与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打得火热，或称兄道弟，或结为干亲，互相勾结，沆瀣一气，权黑结合，大肆捞取非法利益。曾经在沈阳市呼风唤雨、横行霸道的黑社会头目刘涌，就是靠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原副市长马向东、原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实、原市法院院长焦玫瑰等一批腐败分子的庇护下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刘涌黑社会犯罪团伙被摧毁后，慕绥新、马向东等的罪行也相继败露，一一落马。

　　二、影响查处职务犯罪的几种因素

　　（一）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影响。某些职务犯罪的产生与某些地方或部门的“土政策”有关，与某些领导的支持和纵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职务犯罪一旦被揭发，就会暴露出单位在管理、监督方面存在的漏洞，影响到单位及其领导者的声誉，甚至怕拔出萝卜带出泥，把自已也牵涉进去，所以他们一般不愿举报，而作党纪政纪处理。万一东窗事发，某些地方或部门领导总是从地方保护主义出发，予以保护。去年7月，广西南丹发生特大矿难，81名矿工遇难，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为摆脱罪责，与矿主封锁消息，隐瞒事实真相长达46天，人民日报记者前去采访，竟被强行抢去相机，胶卷被拉出曝光，真到中纪委派出的专案组到达南丹，事实真相才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