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首先解构了中国金融刑法中的明知规范，指出中国刑法分则中的事实明知规定，并不必然代表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而分则明知规范未必尽皆故意犯罪设定。但中国金融刑法中的明知规定却都是故意犯罪；且都具有双重明知故意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中国金融刑法中的间接故意犯罪是否发生“目的犯”的一般与特殊问题。

　　关键词：明知故意 分则明知 双重明知 目的犯

　　在中国金融刑法中，以双重明知故意犯与目的犯最具其罪过特殊性，试解析如下：

　　一。中国金融刑法中的明知故意犯

　　（一）中国刑法中关于明知故意的一般规定。明知故意犯，是刑法学上从主观罪过角度对特定刑事犯罪的概称形式之一。在刑法学中，除此明知故意犯外，还有直接故意犯、间接故意犯、目的犯、倾向犯、过失犯等称谓，都属于从主观罪过视角概称某种犯罪。

　　刑法上的明知故意有广狭二义之分。广义上的明知故意，包括刑法上的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这是因为，刑法第14条明文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可见本条定义的故意既包括直接故意、也包括间接故意，而这两种罪过形式均以“明知”为其得以成立的法定前提要件。因而广义的“明知”内容不仅是相对于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而言。而且是相对于行为人对“危害后果”有认识而言；至于其意志上是希望还是放任其后果发生，刑法概不过问。

　　狭义的、即严格意义的明知故意则不然，它不仅表现为对危害后果的明知，而且表现为对特定的事实或行为对象的明知。主要特征为：

　　其一，狭义的明知故意其实可谓法律概念而非法学概念。刑法学理中有多种关于故意的法学分类，例如确定故意与不确定故意、简单故意与复杂故意、概括故意与单一故意、预谋故意与猝发故意、事前故意与事中故意，未必故意与可能故意等等。然而，这都不是法律上的故意，明文规制于现行刑法典之中的关于故意的法律分型寥寥无几。

　　狭义的明知故意，却是有其法律条文为其依据的。它与广义的明知故意的依据出处的不同点仅仅在于：狭义的明知故意的法律依据不仅在刑法总则第14条的“明知”规定；而且在于刑法分则或其他分则性条款之中的“明知” 罪状规定。例如刑法第172条规定，“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使用，数额较大的”构成持有、使用假币罪。这里的“明知”，即为本罪在主观要件上属于“明知故意”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

　　其二，狭义的“明知”故意在明知内容上的二重性。如前所述，广义的明知内容是对其“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的明知，意即该“明知”，是相对于行为的“后果”而言；狭义的明知故意，实属法律上的严格意义的明知故意，其明知内容上的双重性，是由刑法总则第14条和刑法分则相关条文的“双重明知”规定所决定的。

　　一般而言，狭义的明知故意犯，除要求刑法第14条所规定的对“行为后果”的明知以外；还要求对分则条文法定的另一层次内容的“明知”，即其对行为“对象违法”或 “确定的事实”明知。如上文所例举的“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即属对其行为“对象违法”的明知。而刑法第259条第1款所规定的破坏军婚罪所要求的“明知是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所构成的对该罪的“明知”，则属对“确定的事实”（对方是军人的配偶）的明知；刑法第360条所规定的传播性病罪亦然――行为人须“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而卖淫、嫖娼的”，方才成立该罪。此类明知，则首先是对“确定事实的明知”；而后才是对其“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的明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