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表明，流动人口中犯罪分子共同作案的比例均超过常住人口案犯的比例。1985年抽样，常住人口案犯共同作案占24％，流动人口案犯共同作案占28％；1987年抽样，常住人口案犯共同作案占31％，流动人中案犯共同作案占40％；1988年抽样，常住人口案犯共同作案占34％；流动人口案犯共同作案占40％。尤其在诈骗案中，流动人口共同作案的比例较高。1987 年抽样， 流动人口在诈骗案件中共同作案的比例约占50％，同年常住人口案犯在诈骗案中共同作案的比例只有30％②。

　　四、利用发达的交通条件流窜犯罪的趋势明显

　　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人、财、物的大流动，以及交通路线的扩展、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增多，这些都给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条件。而流动人口中的犯罪分子，有的是被通缉的刑事案犯，他们逃脱在外，行踪不定，到处作案，常常是身系数罪，罪恶累累；有的是刑满释放人员，因受打击而心怀不满，变本加厉地报复社会，制造种种恶性案件；还有的是以犯罪为职业的惯犯或犯罪团伙分子。由于流动作案与固守一地作案相比，被发现和查出的风险要小得多，于是，为逃避公安司法机关的打击，追逐更多的利益，他们不断地变换地区作案。有的地方出现了盗窃铁路物资的“铁道游击队”，地区结合部、城乡结合部的“边区游击队”，流入经济发达地区的“外埠别动队”。还有的甲地作案，乙地销赃，丙地藏身。据一些省市的调查，在城市中发生的犯罪案件，共同作案成员约有一半以上是来自农村，尤其盗窃案件，外来人口作案的竟达70－80％。仅1988年1989年，江苏省全省抓获的15967名扒窃犯中，流窜作案的有11476名，占71.84％，其中，来自安徽、四川、湖北、山东及新疆等地的流窜犯达9000多人。

　　在流窜作案中，铁路、主干公路、大江、大河、大湖等交通沿线，仍然是主要发案地点。因为交通沿线的市镇和工矿区，经济繁荣，情况复杂，既便于作案，又便于逃跑、隐匿，所以成为犯罪分子的“首选”。据统计，交通沿线发生的流动人口犯罪案件比远离交通沿线的地区要多一二倍，甚至几倍。

　　流动人口犯罪的流窜性还在不断发展，其流窜区域从跨县（市）、跨省（区）发展到越境、直至跨国犯罪。据有关机关统计， 1986 年至1990年期间，跨境作案增长了4倍。在广东省， 几乎任何一种重大刑事犯罪都有境外的犯罪分子参与，仅1987 年， 该省就查获入境犯罪分子184人，查获案件144起。入境的犯罪分子披着港澳同胞、侨胞的外衣，作案后迅速逃出境外，逍遥法外。流动人口犯罪的流窜性，给侦查破案带来了许多困难。

　　五、力图谋求各种形式的掩护

　　流动人口中的犯罪分子为了生存，也为了便于作案，往往要想方设法寻求各种形式的掩护。其基本形式主要是两种方法：谋求正当职业和搞到“合法”证件。

　　流动人口中的犯罪分子大多来自农村，一般都有劳动能力，有的还有一技之长。谋取正当职业掩护其不法行为，既是客观的需要，又有现实的可能。他们一经谋到一份正当职业，其身份就由原来行踪不定的流浪者，变成有固定工作地点的“劳动者”。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提供了广大的就业机会。流动人口中的犯罪分子不少混迹于各种临时劳动组合和私营、个体经济之中，如搬运队、建筑队、手工作坊、饭店客栈、手工修理、小煤窑、砖瓦窑等等。从各地查获的情况看，以这些职业作掩护的占相当大的比重，有的地方甚至占三分之二。如湖南省长沙市一个派出所前不久破获的一起盗窃案，其中8 名犯罪嫌疑人均为安化人。他们租了一间房子，白天作工，晚上作案，碰到什么就偷什么，疯狂作案。据该派出所负责人介绍，这样的案件他们已破获了30多起。

　　在日益严格的治安管理和多样化经济活动的情况下，流动人口中的犯罪分子非常看重各种能证明自己身分的证件。他们不仅把证件看作是自己的护身符，而且把它当作作案的工具。有的犯罪分子交待，“在外面漂着，头一件事就是搞到证件，使身份合法化”。事实也正是如此。据有的地方抽查，被抽查的对象几乎都持有“合法”证件，如身份证、工作证、驾驶证、学历文凭、结婚证、介绍信等。“证件”的来源有盗窃的，有从不法分子那里买来的，有向他人索要或借用的，也有从商店购取样本，私刻公章伪造的。他们凭证冒充各种身份，落脚旅店，广为交际，乘机进行诈骗、盗窃等犯罪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