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石磊：《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刑事实体法根据》，载《法商研究》2006年23卷第5期。
[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1条第2款：“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2000年。
[10] 参见《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91条的相关规定。
[11] 李奋飞：《刑事和解制度的“中国式”建构》，载《中国检察官》，2006年第5期。
[12] 李翔：《议论刑事和解的实体法冲突》，载《“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学术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市检察官协会编，北京，2006。
[13] 刘凌梅：《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介评》，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1期；
马静华、罗宁：《西方刑事和解制度考略》，载《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1期。
[14] 朱小芹、刘秀仿等：《轻微刑事罪犯监禁效果研究及非监禁化探讨——对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400名短期服刑人员的调查》，载检察内网，北京，http:/10.111.11.11/jcyweb/main/list?xxType=4
[15] [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则与惩罚》，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99页。
[16] 冯军：《刑事责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17] 钱毅：《罪行法定主义的概念和由来》，载《刑事法专论》（上卷），第188页， 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版。
[18] 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92－193页。
[19] 参见前引[6]
[20] 陈兴良：《刑事程序的宪政基础》，载《刑事法评论》第9卷，第11页。
[21] 刘磊：《慎行缓起诉制度》，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83页。
[22] 参见前引[1]。
[23] 参见前引[6]。
[24] 黄京平：《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刑事和解探讨--“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研讨会学术观点综述》，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