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情介绍

　　1999年8月6日，某市某某集团下属的A、B两个公司被该市电业局电业管理部发现分别擅自绕越计量装置接线，依据《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属窃电行为。据电业管理部估算此二公司窃电量为505682kwh，追补电费总计320754.21元，违约使用电费的罚款为962262.63元。此后，该集团向电业局缴纳了电费、改造费，并承诺按月分批向电业局缴纳罚款。

　　2002年3月25日检察院指控该集团的总经理某甲指使该集团电工某乙等人对A、B公司通过越表接线的手段进行窃电。依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将某甲以盗窃罪罪名提起公诉。

　　然而，检察院指控某甲指使电工某乙窃电的证据不足，事实是该集团的主管后勤的经理某丙安排的窃电事宜，某甲对此事并不知情。

　　二、案情分析——为单位窃电

　　1998年3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其中第（三）项：盗窃的公私财物，包括电力、煤气、天然气等。因而，本案的情节已构成盗窃电力犯罪。

　　然而，结合具体案情分析，本案实施盗窃电力犯罪的主体却是一个重要的焦点问题。作者认为本案应认定是单位犯罪，而非个人犯罪。即某某集团（A、B公司）才是本案的犯罪主体。

　　首先，主观上，是为单位——也就是某某集团（A、B公司）的利益而采取的窃电行为，即是为法人谋利益，而不是为某甲、某乙或某丙个人谋利益，是为了实现单位非法占有电力的目的。

　　其次，客观上，是单位——某某集团（A、B公司）实现了对盗窃来的电力的占有和使用，而不是被某甲、某乙或某丙个人占有或使用。并且，电业局有关部门依法对某某集团采取了停电、强制改造并安装防窃电装置，又处以962262.63元的罚款。上述处罚均针对某某集团作出，而非针对某甲、某乙或某丙个人；上述行政处罚的结果也完全由某某集团来承担，而不是某个人。

　　最后，主体上，本案中的窃电行为是一种集体行为，是该集团的行为。某丙作为某某集团的后勤经理，依其单位赋予的职权，擅自组织安排集团内部电工等人对集团下属公司的电力设备进行非法改造，实现集团少交电费的目的。某丙和电工某乙等人的行为虽然违法，但也是代表集团法人的一种行为表现。

　　综上分析，本案的窃电行为应认定为是单位盗窃电力犯罪。

　　三、结合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分析，单位窃电罪名不成立

　　一则，盗窃罪适用我国《刑法》第五章侵犯财产罪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然而第二百六十四条的处罚仅针对个人，不针对单位；且，第五章中也没有规定单位犯本章规定的罪名的处罚。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没有关于单位犯盗窃罪的规定。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分析，我国关于盗窃犯罪的主体的规定，仅限于个人，而不包括单位——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因而，单位盗窃电力不是法律规定的单位犯罪行为。

　　二则，我国《刑法》第三十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又，我国《刑法》第三条还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所以，单位盗窃电力不能定罪处刑。

　　本案中，某某集团的窃电行为完全符合单位犯罪的特征，然而，我国法律中却没有将单位列为盗窃罪的主体。故某某集团的窃电行为不具备主体犯罪构成要件，其盗窃罪名不能成立。同时，作为该集团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不应承担某某集团窃电行为的刑事责任。否则，便违反了我国刑法第三条所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