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严重。所谓重实体，轻程序是指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在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及量刑上重视依法办事，而在诉讼程序的问题上则掉以轻心。我们的司法人员甚至部分领导干部过分的强调了法的实体价值而忽视了法的程序价值，仅看到法的特殊教育功能而放弃了法的一般教育功能，“重惩罚，轻保障”从而造成在实践工作中认为：在办案过程中违点法、多关几天不算什么，只要能抓住真正的罪犯其他都是“小问题”的思想。

　　第三，“英雄主义”的思想泛滥。所谓英雄主义是指司法机关在案件事实没有完全侦查清楚之前，出于单位或个人的私利主义目的向上级机关、新闻媒体邀功取宠。在经过上级机关的赞赏和媒体的炒作之后，一旦案情突变，发现被羁押人犯罪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只有“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不得以而求其全之的策略便是以种种借口“超期羁押”了。更有甚者为了达到某种个人英雄主义的目的在一夜之间被羁押人由此罪变成彼罪，由重罪变成轻罪，由羁押变成取保候审等等，但却始终不承认在羁押过程中的违法行为、侵权行为和渎职行为。

　　总之，内因是产生超期羁押的主观方面的原因，是我们司法人员自身法治观念淡薄、执法素质不高、理论学习不够的表现，也是我们今后解决超期羁押问题过程中所要重点注意和长期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与否直接决定了司法实践中的其他违法行为的解决，是我们这场“战役”成败的关键之所在。

　　（二）超期羁押产生的外在因素。在我国之所以会产生大量的超期羁押现象的外因是其必然性、“合法”性的原因。它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立法上的漏洞。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存在着一些立法上的漏洞是超期羁押现象产生有持无恐的主要原因。它主要表现在以下的四个方面：1、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4、126条规定，省检察院立案的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延长一个月的羁押期限后，又自行批准延长两个月的羁押期限，这是有背于我们的立法价值取向的，给了超期羁押现象有机可乘。2、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7、128条规定，容易在司法实践中为了达到长期羁押犯罪嫌疑人的目的而先后对一人立两个罪，从而使羁押期限重新计算“合法”的达到了延长羁押的目的。3、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6条规定，在法庭审理中检查人员发现所提起的公诉案件需要补充侦查的，提出建议需要延期审理的，可以延期审理，但是却没有明确的规定延期审理的期限和次数，从而为超期羁押现象打开了绿灯。4、一般法理认为：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6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上诉、抗诉案件，由最高法院自己决定。这一条款的存在必然不利于被羁押人的权利的实现。①

　　第二，司法救济的不到位。由于我国没有设立审前羁押性强制措施的中立法官审查制和“人身保护令”制度，缺乏行之有效的司法救济制度。羁押性强制措施中的拘留完全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逮捕一般由检察机关依据公安机关的申请而决定。犯罪嫌疑人不可能在这个决定他本人切身权益的时候提出自己的申辩，而律师在此时的唯一作用就是申请取保候审，但取保候审的同意与否又完全取决于采取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所以，这种缺乏有效的事前、事中的司法救济的诉讼体制是急待于完善的。

　　第三，责任追究的不严格。由于超期羁押的责任追究制度至今没有普遍的建立起来，因此办案人员过多的考虑的是破案率而不是办案率，而破案率的关键线索就是口供，通常情况下口供是可以通过超期羁押而“关”出来的。所以，超期羁押成为提高破案率的有效方式，也有挖深案破积案的重要作用，但却不需要任何的司法人员为此承担经济上、行政上和刑事上的责任，那我们的司法人员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