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多年以来，程序法学者为了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一再呼吁程序法的重要作用，提出程序法与实体法并重的口号，但是在司法领域中并未产生根本的影响作用。在此无法“并重”的情况下，而必须选择“更重”。笔者认为，只有树立程序比实体更重的观念才能实现诉讼正义。

　　（一）

　　从历史上看，最早的立法，是体现程序法先于或重于实体法的。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所发现的最早的成文法典《古巴比伦皇帝汉穆拉比法典》在开宗明义宣称汉穆拉比自己为“巴比伦的太阳”之后，便紧迫地以第一条至第五条规定了诉讼程序的内容，其中特别强调控告自由民犯罪要负举证责任，倘自由民控自由民犯罪，控其杀人或案关生命问题，而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罪“应处死”。倘自由民控自由民犯巫蛊之罪而不能证实，被控方要被投入神河之中接受神明裁判，“倘河为之洗白而彼仍无恙”，则控人巫蛊者需承担本身被处死，其财产归被控者所有的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此外还规定，法官擅改生效判决，将承担被撤职、罚金的法律责任。

　　罗马法是近现代民事法制公认的重要渊源，而其源头，则以罗马古法的共和时期的《十二铜表法》而著称。《十二铜表法》则在开篇第一至第三表共十九个法条明确而详细地规定了诉讼程序，其内容包括：传讯、拘传、保人、调解、和解、审理期限、诉讼保证金、延期审理、执行等程序。

　　在我国古代，虽然《左传。昭公六年》记载有：“夏有乱政，而做禹刑，殷有乱政，而作汤刑”等语，似乎我国最初立法仅为实体刑法并无程序立法。这其实是偏颇之见，这里的“刑”是指刑事法律而非单指实体刑法。即以可考的西周《吕刑》而言，其共三章二十二项，主要反映为西周的刑罚原则和诉讼制度。而且《左传》所记“周公制周礼”，即是将夏商以来所通行的除刑事法律之外的其他法律规范系统化、制度化。其中尤以民事法律为重，如“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等便是关于成年、婚姻、亲属、宗仰伦常方面的法律规范。并且周礼多有仪式、程序法律规范的含义。可见，我国最初立法并无不重视程序法，只重视实体法的情况。

　　从以上人类最初立法情况来看，程序立法是放在重要地位甚至优先地位的。近世西方国家以美国为代表提出了“正当程序革命”，将程序法的重要性认识推向了极至。根据这种诉讼理论体制，追求“实体真实”与“犯罪控制”的目的，不仅不能将“正当程序”做为服从的工具，而且二者也不能“并重”而平起平坐。诉讼应当以“正当程序”为核心、为重点，“实体真实”、“犯罪控制”则处于派性的性质和从属的地位。因此，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原则上“实体真实”、“犯罪控制”要处于服从地位。美国联邦法院的非法证据“绝对排除法则”以及我们所熟悉的美国警察拘捕犯罪嫌疑人时的“米兰达”警告，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据此，如果进行非法搜查，如果不事先“警告”，那么所获证据、口供，即使符合“实体真实”且有利于“犯罪控制”，也要宣布其证据不具有“可采性”而属排除之列。因为在此情况下，“程序的正当性”才是最重要的。其作为人类司法文化成果的最新反映，其中的合理因素，包括其中的哲理，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二）

　　法学界一般认为，诉讼中程序与实体的关系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对于二者的关系，人们存在三种认识：一是认为内容重于形式，形式要始终服从于内容，我国传统观点，大多数法律界人士都是这样认为的；二是认为二者并重，强调二者的统一，但对二者冲突的选择，往往是倾向于侧重实体内容的一方，这是不少诉讼专家所持的观点；三是认为形式重于内容，二者的统一固然是完美的，但二者的冲突选择，则应更侧重形式一方，这是近年来一些青年法学家所极力主张的。这里的争议涉及到诸多方面，但哲理的基础，则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对于哲理问题，人们往往见仁见智，为此就需要搬动哲人出来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