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轻重的含义并不难理解，但我们仍然对其缺乏足够的确切知识。比如，我们很难准确地说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与侵犯财产罪这两大类犯罪的刑罚在总体上哪类更重，也很难用相关系数对罪与刑之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相适应作出描述，更难的是使刑罚轻重总体水平具有精确的可比性。这类问题的原因之一，就是关于刑罚轻重的认识尚未从理性思辩的层面转入实证分析的操作化层面。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刑罚轻重理论定义的操作化处理，使人们对刑罚轻重的理解更加确切直观。

　　一、刑罚轻重的理论内涵

　　按照通常理解，刑法中应当存在一个罪刑关系模型：这个模型的一边是由轻到重顺序排列的罪，另一边是由轻到重顺序排列的刑。这两个序列之间的高度相关，是罪刑相适应的起码要求。如果某个罪按其严重程度排序的相对位置较低，而其刑罚轻重程度的相对位置较高，或者相反，就不能说罪刑相适应。[1]然而，这只是罪刑相适应的理想模型。在我国刑法中不仅不存在各罪严重程度的定量排序，[2]而且也不存在各罪法定刑轻重程度的定量排序。人们只能面对给定的两个罪，大体上说出哪个重哪个轻，却很难找到随机选取的某个罪在整个严重程度序列中或者刑罚轻重程度序列中的确切位置。于是，对刑法中所有犯罪的法定刑的轻重程度进行一次全面的测量，显然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3]

　　然而，在着手测量之前，最重要的是对测量对象的本质有一个理论上的准确把握。因为很显然，对“刑罚轻重”这个术语所指的实际内容，完全可能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一种可能的理解是，认为刑罚的轻重是犯罪的轻重在法律中的直接反映，有多重的罪才有多重的罚。按照这种理解，对刑罚轻重的测量，就等于对犯罪轻重的测量。其实，这种理解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犯罪并非某种纯客观的对象，而是主体化的客体。什么行为被称为犯罪，什么行为被定义为严重犯罪，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与犯罪之间的冲突关系，取决于立法者怎样看待各种危害行为。因此，与其说刑罚的轻重反映了犯罪的轻重，倒不如说，刑罚的轻重是犯罪与社会之间冲突关系激烈程度的表现。既然刑罚的轻重除了反映了犯罪的轻重以外，还包含了来自社会控制方面的某种主观因素，那么，当我们把握刑罚轻重的内涵时，这些主观因素当然也应进入我们的视野。

　　具体来说，刑罚的轻重至少要受制于以下三方面的影响：第一，在立法者看来，某些被犯罪所侵害的社会利益对社会而言的重要性程度。一般说来，在立法者看来越重要的利益，如果受到某种行为的侵害，那么，该种行为越可能被规定较重的刑罚，反之，在立法者看来越次要的利益，如果受到危害行为的侵害，那么，该种行为越可能被规定较轻的刑罚。从这个意义上说，刑罚的轻重，是犯罪与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主观反映。这种关系的冲突性质越明显，冲突的激烈程度越大，反映在刑罚的设置上就越重，反之则越轻。第二，刑罚作为统治资源的一种形式，也不是取之不尽的。[4]不论立法者在多大程度上对此持清醒的认识，投入多少刑罚资源与预防减少多少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以刑罚效益的形式影响着刑罚的轻重。这种影响主要源自于立法者对未然犯罪预防控制效果的前瞻，通过立法者对犯罪与刑罚之间关系的功利权衡起作用。[5]因此一般说来，当立法者认为某种刑罚资源的配置不足以有效预防未然的犯罪时，就可能以更重的刑罚投入取而代之；反之，则可能设置较轻的刑罚。从这个意义上说，刑罚的轻重，是犯罪控制效果的主观反映，或者说是社会与犯罪之间反应与被反应之间互动关系的主观反映。控制效果越差，刑罚投入越不足以获得预防犯罪的结果，反映在刑罚的设置上就可能越重，反之则越轻。第三，立法者自身对痛苦及其程度的感悟和内省，也可能对刑罚轻重构成影响。对已然犯罪“恶有恶报”的报应思想和着眼于未然犯罪及人身危险性的功利思想，实际上都深深根植于立法者的观念中，只是因时因地因人而程度各异而已。很久以前，立法者认为只有剖腹、活埋、活剥、肢解、凌迟、火刑、轮刑等刑罚才够得上“恶报”，才足以给犯罪人带来痛苦，于是才规定了这些残酷的刑罚。而随着文明的推进，人们认为即使是电椅、注射等死刑执行方法已完全属于“恶报”了，因而便摈弃了那些野蛮的刑罚。[6]从这个意义上说，立法者越追求人道精神的体现，说到底，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表现在刑罚的轻重上就越轻缓。因此，刑罚的轻重，又是社会人道精神、文明程度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