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独立是公正审判的一项重要的国际标准，这一标准为联合国许多法律文件所规定。我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和传统，实行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为了贯彻落实独立审判，在法院必须实行法官独立审判，我国在刑诉法的修改过程中，重新调整和理顺了法院内部各审判组织的关系，使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基本组织——合议庭，有职有权，排除干扰，保证公正审判。原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合议庭独立地审理和判决案件的权力，在执行中合议庭、院庭长以及法院内部的审判委员会，三者的诉讼法律关系不分明，常常出现“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错误作法。为了改变这种作法，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49条明确规定：“合议庭审理并且评议后，应当作出判决。”这就不仅赋予了合议庭审理案件的权力，还赋予了它独立作出判决的权力。同时还重新明确：只有“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这一规定理顺了合议庭、院长及审判委员会的关系，严格限制了院长和审判委员会提交决定案件的范围，以保证合议庭独立、公正审判。这一改革举措，虽然距法官独立的标准仍有差距，但是，笔者认为，在当前我国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法官的个人或整体素质仍不很高的情况下，不能说不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另外，为了保证公正审判，修改后的刑诉法对原刑诉法所确立的回避制度，也进行了修改，如第29条规定，审判人员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人的请客送礼，不得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对于违反这一规定的审判人员，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这是针对社会干预审判的情况，针对当前我国一些地方所存在的司法腐败而增补的条款，它对保证法官独立审判、公正审判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三）加强辩护职能，扩大庭审中的辩护权

    实现公正审判的一项重要标准，就是要赋予受审人充分的辩护权。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把受审人享有的辩护权，作为审判公正的最低限度标准，明确规定，要迅速地以一种他懂得的语言详细地告知对他提出的指控的性质和原因；要有充分的时间和便利准备辩护，并与他自己的律师联络，必要时免费取得法律援助；当庭对控、辩双方的证人询问和质证等等。由于历史的原因，虽然我国宪法明确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但是，对其庭审中的辩护的保护措施不力。例如，原刑事诉讼法对于辩护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较晚，只限于开庭审判前七天，才告知其有权委托辩护人，即使辩护人或律师到案，在庭审中的辩护作用也难以充分发挥，往往出现“你辩你的，我判我的”的情况，法庭对辩护人的意见重视不够，对被告人庭审中的辩护权、质证权、发问权、提出证据权等等保护不力。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按照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总结我国辩护制度历史发展的经验，根据当前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进程，进行了举世瞩目的改革。

     首先，大大地提前了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除了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就可得到律师的法律帮助外，还采用了控、辩双方对等原则，公诉案件的辩护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即可参与诉讼。这样就可以使犯罪嫌疑人和他的辩护人有相当充裕的时间和便利的条件准备他的辩护。

     其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庭审中的权利扩大了。例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1)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2)辩护律师在开庭前“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3)赋予辩护律师庭前调查权和申请司法机关协助调查权。(4)在开庭审判时，法律赋予被告人及其委托辩护人参与法庭审理的全过程的权利，在法庭上有申请回避权，有当庭陈述权，有向被告人、证人、鉴定人发问权，有当庭出示辩护证据权，有向控诉证据进行反询问和质证之权，有同控方进行辩论权，有最后陈述权，有对一审判决不服的上诉权，等等。

    再次，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法律援助制度。根据刑诉法第34条规定，对于因经济困难、行为能力受到限制者和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案件，国家实行法律援助，不仅其政治意义重大，而且对这几种案件的公正审判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条件，它还意味着我国辩护制度正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同时，更有力地说明我国公正审判的标准在刑事辩护方面同联合国法律文件所规定的标准已基本协调一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项中规定：“出席庭审并亲自替自己辩护或经由他自己所选择的法律援助进行辩护；如果他没有法律援助，要通知他享有这种权利；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案件中，为他指定法律援助，而在他没有足够能力偿付法律援助的案件中，不要他自己付费。（注：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修正）实务全书》，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577页。）我国刚刚确立的法律援助制度，尽管在贯彻落实方面尚存问题很多，但它却符合世界范围内辩护制度发展的趋势和历史的规律，这一改革的重大举措，对公正审判，对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定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明确和加强控方举证责任，反对自我归罪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项中明确规定对被告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这一规定是公正审判的又一重要标准。其基本含义和要求是庭审中证明责任的划分，作为被告人永远不负证明责任，不能自我归罪。这是诉讼民主的体现，更是公正审判的必备条件。因为被告人接受审判已处于不利地位，令其证明自己无罪或有罪，必然导致为获取人身自由而把无罪说成有罪，轻罪说成重罪，使案件背离真实原则而出现冤假错案。在这种情况下，谈何公正审判！我国根据这一国际标准，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时，调整了审判结构，改革了审判模式，其中一项重大的改革就是加强了控方的举证责任，法律要求控诉一方在法庭上宣读起诉状之后，不仅要亲自讯问被告人，还要按照交叉询问的规则对证人、被害人、鉴定人作主询问，并要在法庭主持下出示其他各种证据，当庭接受辩方反询问和质证。这就改变了原刑诉法所规定的以审判人员为主审讯被告人和核查证据的纠问式的作法，把证明有罪、罪轻、罪重之责任归于控诉一方。同时，法律还赋予辩护一方当庭提出证据、出示证据的权利，其目的是更好地行使自己的辩护权，反对搞自我归罪，即强迫被告人作不利于自己的陈述和举证或强令其认罪。我国法律的这一重大改革，既是在举证责任方面做到了同国际标准的协调，更是从证据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为公正审判提供了有力保障。